■华东师范大学附属周浦中学历史教师 金建明

    回顾近代以来百年中国所走过的艰难历程，既是一部中国人民屡遭外侮的屈辱史，也是一部中华民族抵御西方殖民压迫、争取民族独立的反抗史，更是一部中国社会探索现代化转型路径的奋进史。这是近代中国历史演进中相互交织的“三条基本线索”。

    1. 鸦片战争以前，在传统的东亚格局（“册封—朝贡”体系）和“华夷之辨”的观念中，形成了文化价值层面上的民族主义优越感。鸦片战争，既是近代东西方两大文明范式的世纪大碰撞，也是近代先进的工商业文明与传统落后的古典农业文明的冲击与示范。鸦片战争的失败，意味着“天朝的崩溃”，意味着中国被迫纳入到当时西方主导的殖民体系之中。

    ⑴中国的历史演进，大抵只是一个王朝模板兴衰周期的循环而已。为什么呢？中国传统社会具有“超稳定”的结构，具有高度的“社会组织化”机制。譬如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为何老是不能够像西方那样开花结果？在这里，我们不妨用“适应性变迁”、“边际性变迁”和“总体性变迁”的范式予以阐释。中国前现代社会之所以无法突破“适应性变迁”的重围，其根源在于其政治秩序、社会秩序、文化秩序是高度交织在一起的，形成了一种相互呼应、相互支援的整合关系，正是在这样的机构性因素下，它能够不断同化各种政治变迁和经济变迁，并把统治者的取向与各阶层取向之间存在的内在矛盾降低到最低限度。马克思说“与世隔绝曾是保存中国的首要条件”，而西方的扩张，实际上充当了打破中国这种隔绝状态的“不自觉的工具。” 

    ⑵康乾盛世是“落日的辉煌”。这个盛世，是帝国的盛世，是东方专制主义的盛世，是农业文明范式中的盛世。这个中国的“晚霞”，对应着西方的“朝晖”。如果将它放到世界背景中观照，面对当时西方工商业文明那开放性政治与扩张性经济中所孕育的生机勃勃的可持续发展趋势，其历史局限性则更显突出。

    2．太平天国运动是没落王朝内部深重危机的总爆发。即使没有西方殖民的逼迫，一场农民运动风暴也已蓄势待发，西方的影响只是起到了一些催化的作用并赋予了这个古老的内容以新的形式。这场旷日持久的、席卷南半个中国的农民运动，极大地消耗了中国社会的元气，也促使满清王朝的政治统治体系发生了结构性变异。

    ⑴此刻的清朝已进入王朝末期。历代王朝危机各种症候纷纷呈现，主要表现为：政治黑暗腐化、官场风气浑浊，官与民争利现象严重，出现流民阶层。再加上清朝是中国人口增长高峰期，土地与人口的紧张关系加剧，老百姓社会水平普遍下降，于是匪患层出不穷。

    ⑵清朝本是满族人的天下。镇压太平天国时，朝廷力有不逮，只能依靠湘军、淮军等地方“团练”。在此情形下，在清朝政治统治结构中呈现出三种意味深长的变化：一是权力重心的下降，中央权威向地方督抚转移；二是权力中心转移，汉族官僚呼风唤雨；三是军人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上升。

    3．19世纪60年代起，在王朝内部危机爆发的太平天国和西方列强进一步加紧逼迫的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双重打击之下，一批开明官僚阶层发动了一场旨在挽救王朝统治而实施的“技术创新”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可以视作为中国现代化的启动。由于自身对外部世界认识的局限，由于制度性腐败对如此小幅度变革成果的大规模的消解作用，再加上太平天国对社会元气的消耗，尤其是来自于刚刚崛起的日本在甲午战争中所造成的空前压迫，这个近代中国人的第一个“强国梦”幻灭了。

    ⑴关于洋务运动对中国民族资本的发展所带来的影响，是有争论的。一般认为，洋务运动为民族资本树立了榜样，刺激着民族资本的兴起，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抵抗外来冲击的能力。与此同时，由于洋务运动具有浓厚的权力背景，其垄断性经营状况势必压制民族资本的发育成熟。

    ⑵比较中国洋务运动与日本明治维新的成败得失，是史学界常比常新的研究热点。日本通过民治维新，成为亚洲唯一的民族独立国家和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然而，在日本的战略棋盘中，遏止中国成为了它实现上述目标的首要任务。

    4．甲午战争后，中日两国现实境遇所形成的强烈反差和亡国灭种的严重威胁的刺激下，一些体制外的富有爱国情怀的边缘性知识分子，开展了一次依靠封建王朝的权威资源来推进的自上而下的“体制创新”的尝试。由于缺乏最基本的政治经验和改革谋略，由于触动了所有体制内的保守势力的既得利益，这场急风暴雨般的激进主义维新运动在没有来得及取得实质性进展的情况下夭折了。

    ⑴日本对中国的影响，具有双刃剑效应。它的成功，客观上给中国提供了一个示范性的窗口。在晚清最后二十年里，日本既是中国改革派的避难所，也是中国革命派的大本营。

    ⑵关于维新变法失败的原因，长期以来都是归咎于慈禧太后的顽固和袁世凯的告密。近年来，人们开始对这个传统观点提出了挑战。他们将戊戌变法纳入社会改革所应遵循的战略研究中，认为在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身上存在着“改革幼稚病”的问题。这种“改革幼稚病”的突出表现，就是革命型思维方式和改革型思维方式的错置。戊戌变法过程中，由于维新派采用了“毕其功于一役”和“快刀斩乱麻”的激进主义改革战略，从而在还没有来得及动员、培植、聚集改革的支持性社会力量的情况下，反而促使各种社会中间势力和政治保守势力结成了反动同盟，结果必然是加剧了社会的两极化分裂和力量天平的严重倾斜，最终导致其自身迅速失败的结局。

    ⑶从当时的历史情境看，有三种重要的社会因素规定了这场社会变革的基本特征：一方面是面临着空前沉重的压力，这主要是指由于甲午战争和《马关条约》的催化，使得改革具有一种难以压制的急躁冒进的心理骚动，目的论远远高于条件论。一方面是面临着空前沉重的阻力，包括政治权威的两元化格局、社会组织动员能力的退化、官场风气的浑浊、国民的涣散与麻木等，构成了整个社会的惰性状况。第三个方面则是缺乏社会变革的基本动力，这是一场在中国资产阶级并没有发育成熟的历史条件下爆发的“早产”的资本主义式的社会变革运动。

    5．世纪之交，作为中国传统文化自尊最后一次挣扎的义和团运动在八国联军面前无情地失败了。如果说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那么庚子赔款终于打开了中国人的心灵之门。于是，包括慈禧太后本人在内的统治集团，开始推行一套实质上乃是继承了百日维新未竟事业的“清末新政”。其中，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抓住了中国社会结构性变革的命门。然而，鉴于满清王朝统治的合法性资源急剧流失，其社会组织动员能力已大打折扣，最终被一场自下而上的革命风暴湮没了。

    如果说太平天国运动主要地是王朝内部危机的总爆发，那么义和团运动则是中国反抗外族欺凌的一种民族主义自然反应，然而这种盲目排外的狭隘民族主义深深地打上了愚昧落后的社会印记，也引来了给中国带来更大祸害的八国联军入侵。现实的力量已无以为继，义和团勇士凭借着一股“扶清灭洋”的热血和“刀枪不入”的幻影神话，敌不过区区四千人马的八国联军。中国人的心在滴血，《辛丑条约》的签订，清政府的统治合法性资源急剧流失。

    6．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确立了当时亚洲唯一的民主共和制度。但是，长期以来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处在内部的封建压制和外部的殖民冲击这双重因素的挤压中，无论从阶级规模还是阶级意志角度看，并没有成熟。如此，民主政制的社会支撑非常脆弱，共和派在跟袁世凯的较量中轻而易举地被颠覆了。

    从阶级基础看，辛亥革命还称不上是一场名副其实的资产阶级革命。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激进知识分子与热血青年，高举反清的民族主义旗帜，感受着世界发展的潮流，通过对现代宪政制度的移植，力图以“三民主义”理念来改造中国。

    7．袁世凯的上台，树立了一个权威。在这个从旧体制里走出来的军人和政客身上，聚合着一种“新”的智慧和“旧”的野心。对于他的称帝，实际上历史也根本没有给他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这是因为他脑子里的封建幽灵的作祟呢，还是像拿破仑那样只是将它当作调整统治策略的技术手段？

    ⑴许多人从来没有怀疑过拿破仑帝国对于法国大革命的历史进步性，因为他代表着资产阶级的利益，没有人说它是一种“复辟”。因此，如果我们只是因为袁世凯恢复了帝制形式而不是从他的实质性目标角度出发，就认定他是在搞“封建复辟”，这种思维方式和价值评判实际上是一种不公平的“双重标准”。

    ⑵1915年中国知识界精英界一道两极对立的奇观：一边揭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宣扬西方普世价值观；另一部分人则在为袁世凯称帝鸣锣开道，尽犬马之劳！实际上，双方都以“天降大任于斯人”的救世济民的社会角色自居，反映的只是围绕着如何解开当时那个历史十字路口的“死结”问题上所采取的不同策略：在社会剧变之际，是脱胎换骨优先，还是秩序保障优先？这个围绕着“精英驱动还是平民驱动”以及如何才能将两者有机整合的问题，实在是一个时刻伴随着中国走出“历史三峡”进程的历史大命题！

    8．后袁世凯时代，则是中国社会大动荡中孕育着大希望的过渡性时期。中央权威真空，军阀群魔乱舞，知识分子解放，民族资本兴起，无产阶级队伍壮大，整个社会在转型与裂变中——一场以“科学”和“民主”为口号的新文化运动应运而生。这是一场告别传统、拥抱世界的“文化启蒙”。它标志着中国人面对西方的那种由被动姿态向主动姿态的大转变，也凸现着知识分子在中国近现代历史变迁中的“学者兼战士”的地位和品格。从此，中国知识分子确立了他们在中国走向现代化进程中的主导性地位。

    五四运动，拉开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救亡”的任务是如此迫切，政治的革命必须取代文化的启蒙，而成为头等大事。于是，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找到了工人阶级这支新兴的社会力量，一个充满生机的革命政党诞生了。

    “五四”是青年节。每年纪念五四运动，就是要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什么是“五四精神”呢？那就是：青年要成为时代的先锋，青年要承担起社会的责任。那是一个激情的年代，那是一个英雄的年代，那是一个具有历史重负的年代。

    9．第一次国共合作，实际上就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种社会力量联合起来，跟传统残余势力的最后一次决斗。大革命的失败，意味着通过这两股代表生产力发展方向的新兴力量联盟来谋求建立一个新式国家的尝试的失败。

    孙中山的逝世，无疑是中国革命的一大损失。他的去世，使国民党失去了领袖级人物所不可取代的凝聚合力的杠杆作用。国民党内部围绕着“联俄、联共”政策的分歧公开化，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而越演越烈，最终导致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彻底破裂。

    10．此后的国共对抗，实际上是两种现代化模式之争：处于执政者地位的蒋介石，试图走一条在现有政治框架内，依赖社会精英阶层来改造社会的道路；而共产党人则试图走一条通过来自社会底层的工农联盟的巨大的社会能量，建立独立民族国家，打破自身以外的所有羁绊的道路。

    由于国民党内部广泛存在的制度性腐败风气，加剧了这个经济二元化社会固有的紧张关系，再加上日本的逼迫所造成的民族生存危机，革命与救亡的声音，体现了历史发展的逻辑要求。在乡土中国，农民阶级这支现代化运动中的守旧力量，成为了中国革命事业走向成功的颠覆性力量。

    中国革命的胜利，既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也是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一部分。它不是一场纯粹的农民运动，而是走了一条由特定类型的知识精英导演的立足于中国国情的革命运动。这是一条迂回的现代化道路，是中国历史在“死角”里浴火中重生的最终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