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乘上胡惊鸿的火车，行读铁路，张望外面的世界，体味人生之美丽”，这是“胡惊鸿的火车”博客的“卷首语”。曾出版《上海女生，感性记录20年》的胡惊鸿，继续在博客里记录着她和家人的生活。让我们也一起细细品味。

    我说：“过来！让我拥抱一下！”

    他被动地、迁就地、敷衍地走上前来，垂着双臂，木木地让我拥抱。

    怀中这个壮实的、高我一头的小伙子，是我所熟悉的儿子吗？那个奶香味扑鼻的小毛头上哪儿去了？那个我出门上班，他追到门外跟着一级级挪下楼梯，我下班回家，他急切地张开手臂扑向我的小男童上哪儿去了？那个等着我帮他一起用年历纸给新书包封面，迎接新学期到来的少年读书郎上哪儿去了？

    记得在我送他去美国读高中的飞机行程中，他跟我还是十分亲密，母子间交流很多。那是我们第一次出国，共同面对旅行中许多陌生的事情。

    我离开他回国时，颇为伤感。我知道，今天挥别的是一个青葱少年，再见面时他就是一个成年人了，再不是这个与你相依相伴的孩子了。

    后来我利用假期去美国看他。每一次都在熟悉中看到了陌生。我凭印象给他买的衣服都偏小。几年，他从一个瘦高个的中国豆芽版高中生，不知不觉间，长成壮实的美国汉堡版大学生了。

    三年后的暑假，他回国，我到上海浦东机场接他。在到达厅的出口处我眼巴巴地盯了两个多小时，眼光扫过无数旅客身上，就是没看到他走出来。而大屏幕上显示他乘坐的航班早就到港了。

    直至我的手机响了，是他用机场公用电话打来的。原来他早已出来，在人流中推着行李车从我的面前走过，而我竟没认出他来。他没遇到我，花5元钱，用别人的电话卡给我拨了电话。

    在多年分别的日子里，我时常想到他，梦见他。只是我的印象总是跟不上他的成长。他高了，大了，有胡须了，像个成年人了！

    把这个壮实的小子拥在怀里，是我曾经多次设想到的机场见面镜头，十分熟悉，但又有些许陌生。

    分别的几年，我努力与他沟通。我申请了QQ号，加的第一名好友就是他。我试图用他年龄的方式与他保持联系。他从不主动给我打电话，给他的电子邮件也是石沉大海。我要求他把QQ设为自动链接，他一打开电脑，就自动登录QQ。这样，我随时可以知道他在那里，感觉心安。

    我并不经常与他搭话。一来是他学业繁忙，不能过多影响。二来也怕他烦我，老妈的角色总是唠叨的，让年轻人不耐烦的。

    有时候下午两三点在QQ上看到他还在线上，隔着十二小时的时差，遥想他那里正是凌晨两三点。“还没睡？在干什么啊？”我轻轻地咕哝一句，克制住自己，没去问他。因为这样的问话毫无意义。他可以不回答我，也可以选择隐身，让我根本不知道他还在电脑前。

    “深夜两三点钟还没睡觉，是在学习吗？”我把这个问题提给同事的女儿。

    这个正在上海读小学的小姑娘童言无忌地脆声说道：“肯定在玩游戏！”

    我还克制住“什么时候考试啊”、“考得怎么样”等我十分关心的问题。

    我努力寻找儿子感兴趣的话题，偶尔逮着他聊聊。如选购何种电子产品，如电脑与网络方面遇到的问题，还有穿越类小说，与他探讨。在那些话题上，他的话多一些，让我欣喜。

    更多的时候，我一长串问话，只换来他一个音节的回答。

    说实话，连他叫我妈妈。我都觉得陌生，觉得小小的感动和满足。

    有些东西，我是永远地错失了，譬如他成长过程中的许多关键时刻。

    他参加美国当地的数学竞赛。按规则，第一分钟答出得4分，第二分钟答出得3分，依次递减。全部十题中有八题，他是在第一分钟就按键抢答，全部答对。现场评委老师在题目报出后，不约而同地先把头转向他。而那时，他到美国才半年。这一分钟内的正确答题不仅是数学的回答，还要比那些土生土长的美国学生抢出语言上的时差。他为所在的高中获得了历史上首个数学竞赛的个人和团体第一。无比骄傲的颁奖时刻，许多学生和他们的父母见证了，而我不在。

    他被选拔作为学校代表队，参加所在州的综合知识竞赛，他以自己的特长承担数学这一块。但在一次关于莎士比亚作品的抢答环节中，一道对于美国学生来说也是非常难的拼写题目，他第一时间按键抢答，回答正确。莎士比亚作品是古英语，相当于一个外国人比中国竞赛选手更快地回答出了古汉语的题目。全场轰动，“哗”的一片，评委、选手、老师、学生、家长全体惊叹。据说这样的场面发生过好几次，而我都错失了。

    我也错失了他成长中的烦恼。有一段时间，他特别逆反。你让他东，他偏往西；你让他往南，他偏北走。从小就恪守校规、被公认为乖孩子的他，在美国高中有过几次逃课纪录。早晨他照常去学校，然后自己开车回来，在家睡觉，直至老师打电话来，我们才知道他的连续逃课。是身体不适？是与同学相处产生矛盾甚至遭遇坏孩子的威胁？还是厌学？为什么要逃课？他坚决不说。如今仍是一个谜。

    儿子从青春期磕磕绊绊走来，其中有我多少鞭长莫及的牵挂和担忧。终于他进大学了，开始享受更为成熟、更为独立的大学生活了，每学期结束也基本拿出全A成绩单了。而那些成长的烦恼，也已经成为他青春的秘密保藏在记忆深处。

    离开中国几年后回来，若是女儿，可能张着双臂呼喊着扑上来了吧。可是，眼前这个半大小伙子，跟母亲的关系有些尴尬，有些隔离，像个熟悉的陌生人。

    女儿可能会更感性，更能理解母亲的心思，更善于表露。而男孩子，不，眼前这个成年的小伙子，却木木地、被动地、不自然地接受着我的拥抱，不耐烦地忍受着母亲的深情。

    有时想想，这也是正常的。如果一个小伙子，对母亲还像小孩子一样粘乎。这样的男人，会有女孩子喜欢吗？能成家立业担当职责吗？换了自己当年，也不会嫁给这样的男子。周围的人也会觉得怪异，甚至会怀疑是否有心理问题。弗洛伊德所研究出来的恋母情结其实也是潜藏的，外显就有问题了。

    后来我发现，身边的儿子在生活习性上有了许多小变化。更节俭了，与他一起去饭馆，他点的菜，会努力吃完，哪怕比他预料中的差，并不合他口味；更独立了，一二三四，把自己的事情打理得整整齐齐，不用你操心；更理性了，对事情的认识与判断更客观冷静、更透彻。每当这时，我五味杂陈。甜的是他的长大，酸的是他的远离。

    台湾女作家龙应台在《目送》中说道：“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

    认识到这种与至亲的亲人渐行渐远的缘份，总是让我陷入深深的伤感和失落之中。

    不过我还认为，父母与子女的缘份不是简单的渐行渐远。而是从近到远，再从远到近。婴幼儿时期，孩子无助地依着你；及至长大，渐渐独立了，急于摆脱你，开始自己的生活了，这是最远的时候；等他成家了，有下一代了，与父母的关系，又会回归亲密，血浓于水，分割不开的。只是那时，做父母的往往已经老了，需要小辈照顾了。

    而二十岁，或许正是最远的时候。

    我收拾起委婉曲折的心绪，重重地拍拍儿子的后背说道：“小伙子，挺壮实，不错！”

    儿子回到上海，去参加一个暑期课程班学习。我每天下班后去学校接他同回。我知道，这个小伙子，独自驾车行驶过美国几个州，独自坐飞机，经历多次转机，从大洋彼岸回到上海。在上海市内坐公交车，是完全不需要我去接他的，但我乐意每天辛苦地坐车去坐车来。

    与其说是他需要我，不如说是我更需要他。我更需要与他并排坐在公交车座位上，闲聊几句，珍惜地享受着与儿子相处的时间，点点滴滴地享受着母子亲情。

    (选自新浪博客“胡惊鸿的火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