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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青年报记者 刘秦春 图/受访者提供（除署名外）】
午后两点，上海最闷热的时候。张耀怀里抱着几个大小不一的快递件，快步钻进一栋楼里。这是他今天跑的第四趟，后背已经被汗洇出一大片水印。电梯里，他盯着楼层数字跳动，脑子里盘旋的却是昨晚没写完的一段对话。
这段对话后来出现在他花了四个月写成的第一部小说里。落笔之前，那些句子像走失的鸟，在他送快递的途中、等红灯的间隙、蹲在楼梯间吃盒饭的十分钟里，扑棱棱地撞进他的脑海。“好像有话要说，但身边没有人可以讲，那就写在文字里吧。”他用一种很轻的语气说。
从CAD图纸到快递面单
张耀是90后，大学学的是艺术设计，毕业后顺理成章进了设计行业，先是做动画设计，然后又转做室内设计。那时房地产行业还热火朝天，CAD图纸一张接着一张画，他以为日子会沿着这条轨迹一直走下去。
后来房地产冷了，行业不景气，工作也不好找了。他尝试找过别的工作，却到处碰壁。之后辗转到了上海，成了一名顺丰快递配送员，一做就是五年。
从设计桌到配送站，从鼠标键盘到天天搬货爬楼做“高强度、重复性的体力活”，他花了很长时间才适应。快递行业对时间的管理是“精细化网格化”的，每一单派件都有时限，二十分钟送不到就扣钱，系统会根据派件地址不断调整效率要求。“哪怕没有人催你，你也会不自觉地把神经绷紧，每一个环节都不能出错，一出错就不只是影响你自己。”
说着说着，他补了一句：“不过也好，可以观察这座城市、里面的人和每个角落的生活。”这大概是一个写作者的本能。哪怕手里攥着快递，眼睛还是忍不住去读人。比如收件时只把门开一条缝的男人，收到花束后在走廊里愣了几秒的女孩，挂掉投诉电话又转身挤出笑脸的保安。这些人后来都悄悄潜进了他的小说里，改了名字，换了身份。
有人问他，既然这么难适应，为什么还要做这一行。他回答说，前两年网上讨论“孔乙己的长衫”，他当时就跟朋友开玩笑：“我可能是最早一批脱下孔乙己长衫的人。”
8月28日，中国快递员节当天，上海图书馆的《进馆说》节目发布了一期特别的播客，主人公正是张耀。有人听了他的故事后留言说：“他说，管它的10块钱、8块钱（我也跑），听到这里我一下子在地铁上泪水差点涌出来。”另一位听众也表示：“真的，瞬间泪目，何尝不是一种从异化生活里的迫切逃离。”还有人称他是真挚可爱的一个人。
蹲在图书馆角落看书的快递员
今年年初的一天，张耀被客户投诉了。他不想回网点，骑着车在上海街头漫无目的地转，路过了上海图书馆东馆。之前送快递经过这里好几次，他远远看过那栋建筑，记住了这个地方，想着哪天有机会一定要进去看看。他低头看了一眼自己汗湿的工装，想了想，还是擦了擦手、特意把衣服上沾的灰拍了拍，才推门走了进去。
推门进去的第一反应，是“像商场”，那种明亮的、挑高的、充满现代感的公共空间，和他印象里旧式图书馆的沉闷完全不同。他本来想借一本《DK人类进化圣典》，插图多、价格贵，一直舍不得买。但那天他没找那本书，而是径直走向了卡佛的作品。
他之前在网上看到有人介绍卡佛，买过一本他的书读，觉得卡佛笔下那些普通人的日常困境，和他每天在送快递路上见到的、经历的生活很像。那种亲切感让他自然而然选了那本书。他在墙角找了个不碍事的地方，蹲在那里一页一页地翻。
“在这里，没有人关注物质算计和利益争夺，每个人都在专心阅读。这里看不出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在人类的思想面前，大家都是平等的，同样渺小、同样无知。”空调的凉气从头顶吹下来，汗慢慢收了，心里那团因委屈而生出来的火气也慢慢消了。
他没敢待太久，翻完大半本就离开了。等再打开“巴枪”的时候，未读信息已经堆了一屏，再待下去，领导的电话就要打过来了。他没跟任何人说那天去了哪儿。
一两个月后，心平气和时，他再去图书馆，忽然想起上次蹲在墙角看书的事，随手拍了几张照片发在小红书上。他说：“送快递五年，我第一次坐在上图东馆里。”
这里安静得让他不知所措，没有催件的电话响起，没有传送带的咣当声，没有纸箱和胶带的气味。只有书架间的漫步，安静得只能听见书页的沙沙声。周围的人穿着干净的衬衣和裙子，敲着键盘，手边放着咖啡奶茶，而他的指甲缝里还嵌着一截胶布。
他借了两本书，身处其中，有种想哭的冲动。这一个小时，是他给自己放的假，让文学给他的灵魂做了一次按摩。合上书，天色变暗。他再次跨上电动车，迎着夕阳，把车筐里的礼盒送给面单上的那个人。那晚，因着从图书馆借来的书，他的出租屋里出现了雷蒙德·卡佛这样的文学大师，这是属于他的，小小的文学世界。
他没想到随手发的一条帖子会火。评论一条接一条涌进来，满屏红点，他一条一条地回，回了好几个小时。第二天中午吃饭时打开一看，有一条来自“上海图书馆”的留言：“有书作伴，精神世界更加丰盈。这可能就是图书馆存在的意义吧，欢迎您常来哦。”
“谢谢，以前我觉得自己只是个送快递的，这地方不属于我。现在看到大家的鼓励，我意识到，只要翻开书，我就是读者。”张耀回复说。
下午休息时，一条私信弹出来，上海图书馆阅读推广部门的工作人员问他有没有兴趣到馆里聊一聊，还提到年底可能有开放麦的活动想邀请他参加。那个周末他应邀去了，跟几位工作人员聊了一个下午，聊写作、聊阅读，聊他和图书馆的缘分。
后来，张耀还应邀走进录音棚，录制了一期上海图书馆的播客节目《进馆说》。他说刚开始他有点紧张，跟听众打招呼时职业病犯了，下意识地说了句“感谢大家耐心等待”，害得主持人重录。后来聊到工作和写作，终于能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思路变得清晰，口齿也跟着顺畅起来。
在播客里，他又回忆起走进图书馆的那个午后。那天他从早上忙到中午，忙完后胸口发闷，去世纪公园逛了逛，“巴枪”还一直在推送通知，问他要不要顺路接单。最后他走到了上海图书馆东馆的门口，正好看到一位老人从里面走出来，袋子里全是书，手上还有一本。他就关掉“巴枪”，走了进去。
坚持了十二年的喜欢
其实张耀很早就在写了。小学时母亲订杂志，其中就有《意林》，他就跟着看，看完自己偷偷写一篇，得意地拿给母亲看，说：“我以后也要当作家，我的文章也要印在杂志上。”母亲回他：“你要是成功了，那我就是作家的母亲了。”
大学时，他断断续续地写过，上班后搁下了。直到失业那段时间，忽然有了大段完整的时间，又捡了回来。那时写了一篇科幻题材的网文，在平台上更了好几年，攒了二十万字。数据惨淡，他自己也越写越心虚，觉得“没有体验过的生活写出来就是太虚浮、太轻飘了”。
后来，他决定改写现实生活。“正在经历、正在体验的生活，写出来才更深刻，更能代表自己。”后来他到上海送快递，每天遇到形形色色的人和事，写作的方向也变了，不再是为了消遣，而是记录心情、记录每天遇到的人和事。他说现在更偏向于“观察和记录生活”。
快递员的日常工作是早上八点到晚上六点。他通常在夜里写，送完了一天的包裹，才迎来属于自己的时间。那些他每天花时间打交道的人给了他写作的灵感。他回忆遇见时的细节，把十指放在键盘上，开始写作。
但灵感不挑时间。有时正在送货，脑子里忽然跳出一句话，他抽空找个角落，在手机备忘录里把它记下来。休息日他会提前理好要点，夜里再翻出来整理。他不觉得这是“挤时间”，也不觉得辛苦。“它就是我的生活，”他说，“就像有人下班后打游戏、追剧一样。”
有一次，一名网友在张耀分享爬楼送快递的帖子下面留言“峰回路转从每一次爬楼开始”。当时他感触很深，想了很多。送完快递后，趁着上厕所的工夫记下了所思所想：“峰回路转不是说你在下一个转弯处遇到了什么，而是你把脚下的路踩实了、站稳了。路就在那里，只要你不停下，总会走过去的。”
送快递本身就是很辛苦的工作，还要抽出时间来写作，张耀从不觉得辛苦。“因为它对我来说不是任务，也不是必须完成的工作。”他想了想，用了四个字来形容，“就是喜欢”。
面对生活的方式
去年12月，他开始动笔写第一部小说《半糖》，写到今年“五一”假期，一口气收尾。落笔的时候他有种强烈的冲动，觉得那些话如果不说出来，整个人就要堵住了。写到后来，像在向一个人倾诉，越写越轻松，写完的时候，好像已经从那团情绪里走了出来。
那部小说的主题是当下的年轻人，关于他们的感情、工作、迷茫和希望。“基本上每个角色都有现实中的原型，”他说，“可能是把几个熟人或客户的经历融合在一起，也可能自己也是其中一部分。”
他承认，里面有一段关于感情遭遇挫折的描写，取材于自己真实的经历。当时觉得整个世界都塌了，自己是天底下最倒霉的人。等一个字一个字落到纸上，回头再看，发现“它只是一种情绪的纠缠”。
完成后，他开始向出版社投稿，但并不顺利。6月，他收到了一封长长的退稿信。他前前后后看了三遍。第一遍，他长叹一口气，把手机塞回裤兜里。第二遍注意到编辑说“文中也有一些比较有辨识度的场景和物件设计”，变得没那么难过。
等到把手里的包裹都送完，钻进无人的楼梯间里，坐在台阶上，他又细细读了第三遍。这次，他看到了改进方向，有些高兴，因为这封退稿信和以前的不一样，不只是简单的“稿子不合适，恕不录用”，是编辑认真读完之后给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作者写了认真的建议。
他后来在播客里说：“拒绝本来就是生活的一部分。生活不可能一直是阳光明媚的，有晴有阴，有天气好的时候，也有不好的时候。”
也有机构找过他，提出自费出版，他拒绝了。“写作不是一门离钱很近的买卖，”他说，“如果纯粹为了钱去写，那跟上班有什么区别？那样的文字读者一定感觉得出来。”他在小红书上发过小说的片段，有读者私信鼓励他，希望他写完，希望有一天能看到他的书出版。
当被问到如果有一天自己的书被摆上图书馆的书架，他希望读者读到什么。他想了一下说，希望那个人“就像那天下午的我一样，满身疲惫，逃离工作以后走进来翻开那本书”，然后发现，这本书写的就是他那样的人，就是他每天经历的事。“我希望每个人都能从中找到自己的影子。”
他的同事和家人知道他在写小说后，态度不冷不热，不赞成也不反对，偶尔提醒他别太“沉迷”。“普通人嘛，都很务实的，”他替他们解释，“在他们眼里，你写的东西不能拿出去换钱，那就是没用的。”他没什么怨气，只是说：“这可能就是我选择面对生活的方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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