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穷的远方都与我有关”

    带上剪刀、检测水质的仪器，甚至是铁锹，去滩涂、湿地采集植物、昆虫、底栖动物的样本，后期再在实验室里做鉴定。这样的日常的观测研究，短期看，每一年的数据可能看不出什么结论，但串起时间坐标，就能发现做这些基础的调查正在直观反映着生物多样性。

    95后的魏玉龙，是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长江口湿地站的一名青年实验师，虽然被晒得黝黑，但他对自己正在从事的工作感到很有意义，也有着强烈的自豪感、使命感。昨天，他和他的同事们在崇明东滩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迎来了18名前来探访学习的复旦学生，并向这群青年普及小小的螃蟹正如何影响着“蓝碳”，影响着整个生态系统。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这片湿地如同一个“家园”

    一只大滨鹬，从春天离开澳大利亚，横跨整个西太平洋，它们可以一口气连续飞行5天5夜，但在飞越了5000公里的距离后，亟需一处栖息地作为能量站。崇明东滩正是这样的“能量站”，对于迁徙鸟类，这片湿地如同一个“家园”意义重大。

    从1998年开始，复旦的师生就开始来到东滩做研究，最初建的是校级的台站。随着队伍建设、学校的支持，2021年10月入选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此次探访活动作为复旦大学生物生态学科周系列活动之一，面向学生公开报名。通过促进校内跨学科深度互动，共同繁荣复旦的学术传统和创新文化。

    “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魏玉龙以此名言类比说，可能大家觉得昆虫和我们的日常生活没有什么大的关系，但是，75%的花儿是需要昆虫来帮助传粉才能结出果实，所以说，如果没有了昆虫，除了水稻这样自花授粉的主食之外，我们就吃不到这么丰富的水果了。“很多昆虫虽然处于生物链的中下端，但其意义重大，对我们的影响也是很深远的。”

    2024年7月21日至31日，第46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世界遗产大会）在印度新德里召开，在此次会议上，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二期）正式通过审议。这标志着，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的重要组成部分——上海崇明东滩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成功晋升为上海的首个自然遗产。上海世界遗产实现了“零的突破”。

    “申遗后，肯定对于我们的科研也有所助益，会给我们做科研更大范围的自由。”魏玉龙信心满满。

    小小的螃蟹悄然影响“蓝碳”

    20世纪90年代末，外来入侵植物互花米草曾在上海崇明东滩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快速扩散蔓延，侵占了大量土著植物的分布区，造成海三棱藨草、芦苇等土著植物群落面积不断萎缩，滩涂湿地的高程快速淤高，严重危害到滩涂底栖生物的发育生长，进而影响到迁徙鸟类在滩涂湿地的取食和休息。

    从2013年9月开始，保护区实施了互花米草生态控制与鸟类栖息地优化工程，主动采取生态学与工程学相结合的途径，有效地控制互花米草生长扩张并修复鸟类栖息地功能，营造了近24平方公里的优质栖息地，维持和扩大了鸟类种群数量，改善了崇明东滩国际重要湿地的质量。

    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上海长江河口湿地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站长李博说，通过生态修复外来物种清理掉后，任务还没有完成，还要对栖息地进行修复，把原有的物种恢复起来。

    “实际上，做生态修复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种草种树，一个生态系统的结构是非常复杂的，有生产者、消费者和还原者。如果你只控制管理了一个成分，那么生态系统的结构是不完整的，因此，我们在做生态恢复的时候，要尽可能地使生态系统的结构能够完整。”

    在生态系统的调控里，既要做上行调控也要有下行调控。“比如说我们看到的，盐沼里有植物，有螃蟹。鸟类把螃蟹吃掉，草就可以长起来，如果控制不了螃蟹的话，草就会被螃蟹吃掉，草就长不起来了。想要恢复这里的土著物种，那么，必须把螃蟹适当地控制下来，而控制螃蟹，又需要鸟来帮忙，把鸟保护好。”李博说道。

    在这里，“蓝碳”的概念，也被李博娓娓道来——实际上，这是与陆地上的“绿碳”相比较而来的，“蓝碳”就是海洋里的碳，通过海洋植物从大气中同化二氧化碳。如果螃蟹把草全部吃掉，“蓝碳”就无法沉积下来，因此，进行调控，实际上对“蓝碳”的沉积也是有帮助的。

    听着讲解，同学们顺着滩涂可以看到，远处的滩涂上设置了一些笼子，笼子上的网格可以阻隔鸟类来取食螃蟹。通过比较实验，在这样一个小小的生态链中进行，研究团队可以再去进一步研究，从而从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角度来真正有效地恢复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