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古老青铜器重新焕发青春

    上海博物馆对于文物修复有着非常传统的师徒传承体系。从王荣达、黄仁生、张珮琛到如今的王南丁，目前已是国家级非遗项目的上博青铜器修复及复制技艺发展至今已有四代。作为一名95后，王南丁是上海博物馆器物修复研究室为数不多的年轻人，从小与文物打交道以及海外文保专业的学习经历，使他不仅对于文物修复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也在多次文物修复保护工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青年报见习记者 朱彬

    “闻着考古出土文物气味长大的”

    耳濡目染为修复工作埋下种子

    王南丁回忆自己年仅五六岁时就与文物打交道的经历，“我从小就近距离接触过许多刚刚考古出土的文物，甚至是人头骨，但是我并不感到害怕，而是非常好奇。它们闻起来像是泥土混合着陈旧古老的味道。”

    正式进入上海博物馆文物保护中心工作后，师父张珮琛告诉他，气味可以作为鉴定文物的一种辅助手段。他这才领悟，自己熟悉的味道就是文物的味道，甚至可以说自己是闻着文物的味道长大的。

    王南丁的母亲也是一位文博工作者，上世纪90年代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后，被分配到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后又辗转回到上海，目前在青浦区博物馆从事地方史研究工作。受家庭影响，王南丁从小就接触过许多考古出土文物，并且一直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

    但年幼的他对文物修复这个职业未曾有过了解，直到高中时期才有了立志从事文物修复的想法，这一切都源于一则新闻。高二时，学习艺术的他看到一则新闻报道，某地方的壁画被非专业人员错误使用油漆进行修复，完全改变了壁画的本来面目，造成了不可逆转的损失，当时的他感到十分的痛心和惋惜。自此之后，他便下定决心将来学习文物修复与保护专业。“为保护祖先历朝历代传承下来的东西，自己想尽到一份力。”他介绍自己进入这一行的契机。

    在一次机缘巧合之下，王南丁的父母了解到意大利的文物修复专业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于是决定高中毕业后便送他去意大利学习。王南丁高中是艺术生，因此他选择了文物修复专业师资力量非常强大的意大利拉奎拉国立美术学院，入学考试非常严格，整整进行了三天，包括绘画、雕塑等技能考核以及理化、美术史等理论的掌握，幸运的是，他顺利被学院录取。

    “文物修复的工作逻辑都是相通的”

    油画修复为转战青铜修复奠定基础

    王南丁在意大利一共学习了六年，专攻合成材料、木器、纺织品以及绘画等材料。正是在拉奎拉美院的学习期间，他接触到了丰富的文物修复实践工作。由于2009年拉奎拉市经历了大地震，整个古城几乎被摧毁，侧重实践教学的学院便承担起了古城部分修复工作。这也为王南丁这些来此学习文物修复专业的学生提供了非常宝贵的实践学习平台。

    在意大利求学期间，王南丁便已多次参与了一些文物修复项目，包括拉奎拉市主教堂数百平方米的天顶油画修复、拉奎拉市政府半月宫藏木制雕塑修复、列蒂市维斯帕西亚努斯剧院的巨型油画幕布修复、罗马文明博物馆藏日本绢本卷轴修复等项目。

    毕业回国后，王南丁顺利考入上海博物馆文物保护中心从事青铜器修复工作。但与求学期间他所接触相对平面的修复不同，青铜器修复的特点在于材质与立体结构。尽管他之前也涉及木器文物的立体结构，但他指出，青铜器和木器两者在制造工艺、结构与材质上存在很大的区别。另外，他强调，青铜器修复工作对青铜器的背景知识、立体造型能力以及金属材料及铸造工艺等知识的要求非常高，这与相对平面的文物修复工作交集不算太多。

    因此，在刚跟着师父张珮琛工作时，王南丁也遇到了挑战。“最初，自己关于青铜器的基础知识比较薄弱，尤其是中国古代青铜器，较多的器型、名字并不熟悉。我刚进来时，每天抱着书做笔记、反复背记青铜器的名字，闲暇时便去人民广场的青铜馆反复参观学习，平时也常常观摩其他老师的修复工作，听取他们的教导，辅助参与一些修复工作，慢慢地积累了一些青铜知识。”他谦虚地表示，“即便现在也不能保证对青铜知识了解得多么全面，只能说刚刚入门，未来还需要长期学习。”

    虽然实际修复工作和从前所学有所区别，但他很快就能够上手：“修复的底层逻辑都是相通的，手上功夫很重要。不同的只是材料性质发生了变化。”如今，工作仅两年时间，王南丁已参加过上海博物馆与三星堆合作的重量级修复项目，独立完成二十三件三星堆青铜文物的修复工作。此外，由于油画修复专业的加持，他全程参与了上海博物馆《从波提切利到梵高——英国国家美术馆珍藏展》布展、撤展、点交与维护工作。

    “修复这个事情不是一劳永逸的”

    理论结合经验助力青铜修复工作向前发展

    得益于海外求学经验与数次文物修复实践，王南丁对文物修复也形成了自己的理解。文物修复除了可逆性和最小化干预性两大原则，他还介绍了其他重要原则，例如：材料的兼容性、修复的可识别性和可再处理等。“材料的兼容性，就是我们所施加的修复材料要和文物本身的材料要相互兼容，材料与文物本身不能发生任何理化反应，二者应当相安无事。”他进一步解释，“可识别性是国际上比较流行的一个原则，即是说修复过的地方，行业外人士难以辨别，但是业内人士近距离观察，应该能看出修复痕迹，如此才能保存文物本身所残留的信息，有助于历史等研究。”

    他认为，修复这个事情不是一劳永逸的。“出土的文物，不是说修好了之后，它就可以一直展陈。修复文物的过程也是传承的过程，伴随着时间的推移，修复材料必然会出现老化，进而导致修复处与原文物出现反差。另外伴随着新材料的研发或是考古出土新发现等，旧修复不得不面临拆除的情况，新一代的修复师会重新进行修复，这时候就需要在不伤害文物本体的前提下进行修复干预。”由此他指出，修复的可逆性原则非常重要。

    但他进一步表示，可逆性原则目前也存在争议。“可逆性原则过于理想化，实际上很多操作是不可逆的。”他举例说，“比如疏松腐朽的木制文物，需要通过加固材料进行加固，但渗透进去的材料很难再彻底去除了，因此现在有一种新的理念叫做‘可再处理性’。可再处理性是指对文物施加的修复材料，不会改变文物本身并且不会产生新的问题与病害。”

    在这些理论原则基础上，王南丁希望进一步结合前辈们的精湛的修复经验，同时运用新的科技与材料，让上海博物馆在青铜修复与保护方面接轨国际研究，不断走在世界前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