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摄影界，杨元昌是大名鼎鼎的“老法师”，他曾引领摄影观念的转变，也影响了诸多后起之秀。4月29日，“拾回的记忆——杨元昌1980年代摄影作品展暨画册首发”将在上海尔冬强艺术中心举行。值得一提的是，这是杨元昌30多年的艺术生涯中的首个个人影展。其中，蕴含了复杂的人生况味。

    为什么是1980年代

    杨元昌此次拿出手的作品，有一个鲜明特点——大多数为抓拍，即便是观念摄影和肖像摄影，也强调“在摆拍中抓拍”。

    例如摄于1979年的《师徒》。那年上海大雪，某天杨元昌从老师家里出来，正巧捕捉到了一对清洁工人的表情，遂果断摁下快门。于是，两张相呼应的又有点“可怜兮兮”的面孔，被记录到胶卷里。

    今天来看，《师徒》的镜头语言不算突出，但在当时，用如此平民化的视角表现“工人形象”，杨元昌是颇显另类的。“这张照片拍出来后确实有阻力，有人说我贬低了工人。”他回忆。不过他认为自己的路子是正确的，因为是对社会状况的真实写照。真实，杨元昌反复强调这个词，而真实源于抓拍。这也是他摄影生涯的主旋律。

    在1980年代，这样坚持可不容易。杨元昌告诉记者，那时主流的拍摄手法依然是摆拍，就算下乡采风，摄影师也是塞给农民一根香烟，随后摆好姿势。起初他还能理解，但后来觉得墨守陈规没前途，“太做作，不真实，迟早被淘汰。”

    那段时间杨元昌常去上海油画雕塑学院玩，画家朋友们借给他不少外国作品。这对他产生了巨大影响。“我逐渐明白了对摄影师来说，按下快门那一刹那的感觉是最重要的。细腻度、清晰度、构图、光线等等都是第二位的。”杨元昌有一幅《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拉的是长焦，画面略显粗糙，人物神态却耐人寻味。“如果近距离拍摄，当然能拍得很清楚，但他们发现了我的镜头，还会有这种眼神吗？”

    为什么是观念摄影

    杨元昌并不刻意回避摆拍。摄影展上还展出了大量人物摄影、观念摄影，这些都不是纯粹的抓拍。但哪怕是“摆拍”，也突破了传统规则。

    他的人物摄影主要分两大类：文化人和企业家。指挥家陈燮阳、漫画家郑辛遥、哲学家赵鑫珊，都曾出现在镜头里。企业家里则有宝钢钢铁总厂厂长、上海拍卖行总经理等。

    “那都是他们最风光的时候。”杨元昌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1980年代文化繁荣、商业兴隆，他遂有意识地列出名单，花两年时间拍摄这些风云人物。除文献价值，杨元昌也琢磨如何达到艺术效果——其时彩色摄影和美女影像走俏，他偏偏用黑白照片表现男性，看似落伍，表现力却不俗，深受好评。秘诀也简单：“人物摄影难免摆拍，但要摆中有抓。”

    同样的理念也贯彻在观念摄影中。那几年，杨元昌四处采风，最远抵达延边。“后来我觉得没必要跑出去，真的要拍，上海就拍不完。上海人是千姿百态的。”杨元昌把镜头对准本地的大街小巷，还写书阐述海派摄影的表现手法，构成了独特的体系。

    到四十多岁，杨元昌想更进一步，“到了一定年龄，有些新想法，想用画面表现观念。”而观念需要用一系列照片呈现，他开始拍组照，例如《人生·自我·忏悔》。当然，“摆中有抓”依然延续。这组照片后来在香港荣获国际比赛金牌奖。

    “不断改变、不断挑战，这样别人才不会厌烦。”对于自己在人物摄影、观念摄影上的探索，杨元昌如此总结。

    为什么是拾回的记忆

    30多年的摄影历程中，杨元昌搜集了丰富的素材，拍摄了大量照片，不过，他始终保持低调。即将于4月29日在上海尔冬强艺术中心举办的“拾回的记忆——杨元昌1980年代摄影作品展暨画册首发”，是他生平首场个展和首本作品集。

    “展览会要把最精华的东西拿出来，这样私密性都没有了。从前我要藏着些，保持神秘度，不搞个展。”现在，杨元昌觉得“时间到了”。

    上世纪90年代，《上海摄影》杂志请他参加工作。经苦心打理，在中国摄影圈这本杂志拥有不错的口碑，也常有年轻人向杨元昌请教。“是该让他们知道上海是怎么变化的，至少通过这些作品，让年轻摄影师知道杨元昌是怎么走过来的。”朋友也劝他开个展。真要干，却遇到了困难。杨元昌曾担任《上海家庭》杂志摄影记者，那里留有他许多重要作品的底片，然而一场大火让这些珍贵影像化作浓烟。杨元昌说，他一度感到沮丧。

    这一次，在朋友的鼓动和帮助下，杨元昌整理公开发表的照片，并进行扫描，这才构成了画展和画册的内容。“虽然很多作品找不到了，但代表作基本找回来了，很不容易，所以我称它为‘拾回的记忆’。”

    翻阅昔年的作品，杨元昌自己也是很感叹的。他认为未来黑白摄影仍会有一席之地，因它更能表现内涵、画面更深沉。“彩色照片艳丽，但不一定抢眼球。”他最强调的还是观念。“人会老化，思想不会。我不敢保证我的理念永远处于巅峰，但多和年轻人沟通、交流，更新观念，就不会落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