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元元

    又到重阳节，在孔子家乡山东曲阜，孝道如今成了对全体官员的硬性要求。市委书记在打造“彬彬有礼道德城市”动员大会上说：不孝者不得提拔重用！（据新华网）

    连自己的父母都不孝顺，怎能成为一个好官？按照传统观念，这道理完全说得通，而且也能为所有人接受。但是，问题并没有那么简单。一个德行高尚的官员，如果能力平庸，不仅未必能在任上“行善举”，往往还会“好心办坏事”。

    因而从制度的角度来说，与其抱着“人性本善”的善意，选拔、提拔“有德行”的官员，反倒不如推定“人性本恶”，考察干部只注重能力，而用严格的监管来限制能吏们做出任何“恶行”。

    当然，考察官员的标准有很多，德行只是其中之一。笔者并非认为，在任用官员中，对于品格——比如是否遵从孝道的考察，不应当列入评定范围，但其中的核心问题在于，每一条标注如何量化，如何科学地进行认定。比如，曲阜市打造“彬彬有礼道德城市”，要求官员们“每周帮父母做一次家务；每月带父母理一次发，给父母洗一次脚；每年给父母的生活费用不少于月平均工资或收入……”

    这些标准是否有切实的参考价值，有没有好的办法监督、评定官员们的落实情况？如果可以，那么我们为这个有益的探索喝彩，否则，残酷的真相却可能是——想要官员“德才兼备”，最后却也可能因为操作层面的问题，选出“德薄才疏”。

    所以，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当曲阜市建一个“彬彬有礼城市”，所能想到的仍然是和孔子时代无异的各种文明礼仪的教育。然而，仅仅靠“学习”，力量太有限了——那些锒铛入狱的贪官污吏总是说：“这些年来放松了学习。”但这究竟是真心话，还是一句搪塞的借口？

    时至今日，在选拔、提拔干部时，仍不得不大谈注重孝道等，似乎在提示着我们某种焦虑：因为缺失了一种制度性的有力的监管机制，选拔任用官员仍然只能依靠“泛道德化”的标准——这着实有些苍白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