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写过一篇《更衣记》，叙说自己对解放前时期男女着装的观察。她厌恶满清三百年统治之下四平八稳的沉着气象，“薄而小的标准美女在这一层层衣衫的重压下失踪了”。女子的本身不存在了，不过是一个衣架子罢了。

着装的四平八稳，源于政治的闭关自守、对固有旧秩序的维护。当时，女子衣着“空前地天真、轻快、愉悦”，它的表现形式有时候是极端的，那些奢靡挥金的名媛淑女，那些妖娆作态的月份牌模特，固然是一种新鲜空气的涌动，亦是被压抑太久之后的人性的自由追求，繁花盛景。

张爱玲是细致且尖刻的，一语道破了服装与政治的关系。难怪赤桦要在《衣不蔽体》里屡次引用张爱玲的话，然而赤桦终究要叹息，即便是爱玲也未免落了俗套。胡兰成与张爱玲第一次约会，那天她穿了“宝蓝绸袄裤，戴了嫩黄边框的眼镜”，袄裤正是爱玲批为“平稳”的服装，“嫩黄边框”的眼镜倒是戴出了低调的时髦的气息。开明叛逆的女子，处在男权社会体系的位置上，仍会不由自主地把自己放到了低处。

服饰现象，绝不只是简单地改变款式和材质，究竟是什么影响了我们的穿衣打扮？《衣不蔽体》副标题名为“二十世纪中国人的服饰与身体”。从标题的语境来看，具有文化符号学的涵义，揭示服饰发展背后的历史与社会因素。法国符号学者罗兰·巴特曾批评服装史脱离社会史“自成一体”的封闭研究模式。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弗瑞德·戴维斯认为，时尚演变遵循着某些内在的逻辑，当服装内部的自身结构遭遇剧烈变动的外部环境时，它也会随之发生相应的改变和调整。赤桦任职新华社，长期从事中英文深度报道，曾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客座教授。她的认知思维和写作模式综合了中西方的思考角度。

在政治混乱期间，人们没有能力改良他们的生活情形。他们只能够创造他们贴身的环境——那就是衣服。”然而，张爱玲毕竟还是简单了，很多时候，这个贴身环境不但不能创造，人们还不得不附庸于“国王的新装”。这个道理，现在经由赤桦这部《衣不蔽体》，得到了更加详细的诠释和更加持久的追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