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在立陶宛、“来自地图上的一个空白点”的米沃什曾言：生命中最宝贵的事物莫过于祖国的语言文字，和用祖国的语言文字来工作。对于脱离自己母语世界近三十年的米沃什而言，故乡意味着什么？没有在母语世界里写作的诗歌又意味着什么？这两个疑问在《诗的见证》中可以窥见一二。

声称自己的诗歌是被某个保护神口授的米沃什，很少谈论诗学，《诗的见证》则是他系统、全面谈论诗学的一个集，这是米沃什担任哈佛诗歌教授期间写的，从六个部分来表达诗歌“对我们的见证”。相对于被米沃什当作“一个战场”的写于1951年的《被禁锢的头脑》，《诗的见证》则是他一生经验的总结，也是对二十世纪诗歌的经验的总结。

在本书中，他不止一次地提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当然，据他自己说很大程度上是源自地域性的影响，还有童年米沃什对俄语的见解，以及成长过程中对一些非西方因素的见解，促使他更多地关注了俄罗斯的作家和作品。米沃什曾说，在对欧美思想的影响力方面，其同辈人中除了尼采，无人能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比肩。但同时，他还说陀氏有一些失言之处，这些失言之处损害了他的伟大。不知道米沃什所说“失言”是否指陀氏的反犹主义态度。

他还谈及了普希金，说普希金的伟大是建立在盲信上的，因为在翻译中难以领略他的高素质；他的声誉得到俄罗斯众多伟大散文作家的加强。往另一方面想，这也涉及诗歌与翻译的问题。我在读外国诗歌时，很多时候总觉得有许多隔膜。那些享誉世界的著名诗人的作品，很多读起来也并没有评论家宣称的那么好。当然，不可否认，这跟读者本人的学识、个人素养、知识水平密切相关，但诗歌的不可译性是否也应算作因素之一呢？尽管如此，我仍然愿意相信是因为自己的知识水平还不够、诗歌的不可译仍旧是片面的，因为，我们读到的某一个词语很可能瞬间将我们击中，因为时间的神秘性，因为人类心灵关于善恶美丑，关于爱和憎恶的普遍性心理。

德国哲学家阿多诺曾言，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这一观点和米沃什的表层意思大致一样。但米沃什还进一步说明了，任何人求助于种族灭绝、饥饿或我们的同类的其他肉体痛苦来攻击诗歌或绘画，都是在进行蛊惑人心的煽动。如果诗人和画家仅仅因为地球上有太多痛苦而停止创作田园诗或颜色明亮的画，并认为这类超然的职业是没有意义的，那么人类是否会因此获得任何益处，是很值得怀疑的。米沃什并不反对残酷现实之后的文学创作，他只是觉得“面对暴行的事实，文学这个想法似乎是不合适的，而我们不免也要怀疑，某些现实区域究竟能不能成为诗或小说的题材”。他一直都在思考，怎样的文学创作才能够承受或者关照残酷的现实，怎样有反思的文学作品才能够让此种暴行不再重演，怎样的创作态度才能完成有反思的文学作品。

就像他诺贝尔文学奖演说的那样：“对现实的拥抱如果要达到把它一切善与恶、绝望与希望的古老纠结都保存下来的程度，则可能只有距离才做得到，只有飞升至现实上空才做得到——但这样一来，又会变得像是道德背叛。”

在米沃什那里，“高贵的意图理应受到奖励，具有高贵意图的文学作品理应获得一种持久的存在，但大多数时候情况恰恰相反：需要某种超脱，某种冷静，才能精心制作一个形式。人们被抛入使他们痛苦呼叫的事件之中，很难找到把这种材料加以艺术转化所需的距离。”

米沃什是长寿的诗人，活了九十三岁。读米沃什的诗，感受到的时常是他作为思想家的敏锐、　反思、自省和对人类的悲悯。他晚年的诗歌作品更多地体现了他对生与死、上帝存在与否、梦幻与永恒等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