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A06版:全国两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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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03月08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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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脉职业教育现状 努力实现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等值

委员建议建立“国家资格框架”

青年报特派记者 周胜洁

    精细木工比赛现场。青年报资料图记者 施培琦 摄

本报北京专电 当去年上海选手参加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实现金牌零的突破的时候,当上海获得2021年第46届世界技能大赛举办权的时候,众人为此自豪。当提起孩子就读于职业技术学校时,家长却会觉得“脸上无光”。职业教育长期处于尴尬的位置。

此次全国两会,在沪全国政协委员黄震提交了《关于树立正确的成才观,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建议》的提案,他提出,当社会从学历社会转向资格社会时,在改变成才观、教育观的同时,也需建立“国家资格框架”。

现状1

高学历者找工作不易企业找不到高级技工

高学历就是人才,学历越高,人才越拔尖,这种普遍认同的观念也造就了我国教育的一个“怪圈”。

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中央副主席、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黄震注意到,在这样的观念下,上大学、上双一流大学依旧成了“华山一条路”,千军万马过高考这座“独木桥”,多数家长也都希望有一个高学历的孩子。

黄震委员在学校里分管人事,他对高学历人才就业情况比较了解,一些博士生毕业后第一时间不一定能找到好工作,有些留学海外拿到了硕士学位的人才,回国后也不一定能找到理想的工作,而另一边,企业却招不到高级技工,“目前教育所培养的毕业生与市场是脱节的,这由多方面因素造成,但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成才观出了问题,重学术人才培养,轻技术技能人才培养。”

对此,黄震委员觉得可以对照下德国经验。

在德国每年有70%的初中毕业生放弃读高中继而读大学的道路,直接进入职业学校。

德国的职业教育为学生的个性发展提供了相当多的可能性,一个受过良好培训的手工业者和技术工人与教师、工程师一样受到社会的尊敬。

黄震委员认为,这与德国人的人才观有关,德国制造之所以享誉全球,关键在于德国政府对职业教育的大量投入,从制度设计上给予支持,全社会对技工的尊重,如此造就了一大批技术精湛的“工匠”。“在他们的观念中,无论你是工程师、医生还是面包师、钟表匠,都没有区别,仅仅是社会分工不同。

现状2

职业教育吸引力不强劳动技能水准尚不高

黄震委员表示,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从学历社会走向资格社会,可以借鉴的一个数据统计是,华盛顿邮报一天登载的900多个招工广告中,79%要求要有技术资格证书,而对本科学历有要求的只有6%,对硕士学历要求的工作岗位仅占2%。

目前我国正面临产业结构调整,上海也在加快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过程中很需要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等新兴领域的高级技能人才,“如可以操控数控机床的高素质人才目前很紧缺。”

但黄震委员也表示,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目前的劳动技能水准尚无法形成有效竞争力。职业教育社会吸引力不强、发展理念相对落后、基本制度不健全等问题依然存在,高素质的一线技术工人的短缺,已成为阻碍我国产业发展、现代化强国建设的瓶颈。

对于职业教育社会吸引力不强、发展理念相对落后等问题,全国政协委员、上海中华职业教育社副主任胡卫也十分认同。虽然上海在职业教育投入、师资队伍建设方面都走在全国前列,但放眼全国,如今还是有很多家庭觉得,职业教育是一种门庭无光的选择,若不是万不得已,并不会让孩子选择这条道路,这恰恰说明职业教育的吸引力不够强。

在学历教育与职业教育融合、打通职业教育“立交桥”方面,胡卫委员表示,那些学历不高却积累了一定工作经验的技能人才再回学校“回炉”,提升了知识后再进企业锻炼,这样的职业教育“立交桥”不能成为提高学历的一个路径,“其实职业教育是一种技能型的教育,要和实践结合,产教融合,校企结合。”

两位委员都认为,上海小将获得世界技能大赛的金牌,上海获得世界技能大赛举办权的确对推进职业教育有积极作用,但还远远不够,“从看学历到看职业资格,这是个漫长的过程,也需要全社会的关注。”

建议

需要改变成才观和教育观

黄震委员建议,首先要在全社会转变成才观念,全社会应该大力宣传“条条大路通罗马”、“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的成才观,要让人意识到,每个人所做的事情不过是分工不同而已,无论是教师、医生、企业家、工程师还是技工,他们仅仅是职业之别,不存在尊卑贵贱。还需要大力弘扬“行行建功、处处立业”的择业观。媒体在宣传“白领”、“银领”、“金领”的同时,应更多宣传平凡岗位的劳动者和他们的成才故事。

除了转变成才观外,也要转变教育观。黄震委员表示,教育就是要为各种不同潜能的学生提供最大限度开发自己才能的机会,提倡“适合的就是最好的”的成才观,多培养对社会有用的人才,并在教育制度上加以落实。“就比如有些人喜欢艺术,有些人喜欢雕刻,有些人喜欢化学,不同的人潜能都不同。教育就应该尽力挖掘孩子的潜能,为今后的职业生涯打下基础。”

可以建立“国家资格框架”

要让社会从学历社会向资格社会转型,黄震委员认为,单就改变成才观、教育观还远远不够,要在人事、劳动、分配制度和社会评价体系上,努力营造一个有利于高技能人才培养和各行各业人才成长的环境和土壤。

同时还可以建立“国家资格框架”,把基于认知的学历资格证书与基于技能的职业资格证书加以融合,实现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等值,“学历资格和技能资格,两种资格之间需要建立一种等同的关系。”

此外,黄震委员也关注到,如今各类人才评选层出不穷,诸如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等学术界的评选注重人才的学历是无可厚非的,但如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国家万人计划)和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计划中,也都倾向于科技等学术型人才就不太合理,“我觉得这样的评选应该包含各行各业,呼吁增加高技能人才类别,应该涌现一批青年技能型领军人才,不能让大家产生一种感觉,只有朝学术型发展才能成为被国家认可的人才。”

黄震委员还觉得,可以提高一线劳动者的地位待遇,鼓励用人单位建立高技能人才特殊岗位津贴制度,提高各类表彰奖励中一线劳动者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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