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前，《南方周末》上刊发过一篇文章，把奥斯卡 ·王尔德称作是一只“唯美的细腰蜂”。这是一个略带戏谑色彩的称呼，而且只是将侧重点放在王尔德唯美颓废、标新立异的那一面，显得浮于表面、有失公允。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的英国文坛，王尔德的确是一位令人瞩目的人物，时尚达人，花花公子，先锋作家，唯美主义的圣徒……彼时一切诸如此类的时髦名号，似乎都可以冠以他的名下。但是，毫无疑问，王尔德同时又是一位随心所欲的智性冒险家，一位擅长行为艺术的性情中人，一位试图改变习惯势力的时代先行者。诚如美国传记作家理查德·艾尔曼所说的那样：“王尔德展示的不仅是一种艺术理论，还是一种生活理论，不仅是一个卓越的人格，还是一个对立面，与之对立的是那种只知发展却不顾生活质量的现象。”

    理查德·艾尔曼的《奥斯卡·王尔德传》是一部获得过“普利策奖”的传记名作。作者不仅真实还原了王尔德的生平，更为重要的是，他以同情与理解的视角重新诠释了王尔德的生平，充分展示了王尔德精神发展史的不同阶段——如果说还原只是以大量第一手资料再现传主的人生轨迹，诠释则意味着一种心灵的相知，意味着对传主精神的深度理解。虽然艾尔曼笔下的王尔德与我们想象中的王尔德不尽相同，但这个王尔德显然更真实，更富有人性，也因此显得更伟大，更感人。如同很多初出茅庐的年轻人一样，早年的王尔德骄傲、自信、叛逆，特立独行，雄心勃勃，渴望在更加广阔的舞台上一显身手，对中规中矩的爬行生活不屑一顾。他以一种公开、隆重的风格进入伦敦社交界，奇装异服是他的道具，俏皮话是他的武器，另外，还有他对唯美主义的定义，他对艺术非同流俗的见解……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依靠闪烁发光的才智、热情和魅力，他竟然轻而易举地攻陷了伦敦，不仅迅速成为社交界的宠儿，甚至还自诩主导了一时风尚，代表了一种文明。

    然而，让王尔德同样没有想到的是，他显然低估了传统的势力，敌视他的暗流只是暂时沉潜下来，却从来没有真正消失过——他摇摆不定的宗教信仰，他那副花花公子的打扮，他对希腊文化的偏爱，他暧昧的性取向，他对传统道德的蔑视，他对虚伪、做作与冷漠不留情面的热嘲冷讽与嘻笑怒骂，既时时遭人嫉恨，也很容易成为众矢之的。王尔德试图迫使一个虚伪的时代接受他的本来面目，他怀着挑衅的态度面对自己必将降临的厄运，“不再仅仅用词语挑战维多利亚社会，还开始用行动袭击它”。对于王尔德来说，稳定的生活一旦形成习惯，就会成为失败之源，所以他不能容忍平庸与虚伪，他宁愿勇敢地走上火刑架，也无法小心翼翼地成为逃亡者。从声名显赫到身败名裂、潦倒以终，毋宁说王尔德的选择其实带有某种“烈士”的意味，他的悲剧既是一种寓言，又是一个象征——对此，王尔德本人也有着清醒的认识，他想以身体力行去改变人们的思想和事物的色彩，但最终却成为一名自我意义上的殉道者，并被自己所处时代的“舆论暴力”所谋杀。

    有人说王尔德的悲剧是“一个年代学上的错误”，的确，王尔德身处那个文明转折的时代，已然注定了他的不合时宜，注定了他身体与心灵的撕裂之痛。艾尔曼认为，王尔德其实并不属于维多利亚时代，而应该属于我们这个时代。他说，在王尔德身后，“我们前仆后继，去争取艺术中的最高虚构，把艺术和社会变革联系起来，把个人和社会的推动力结合起来，保护那些反常和独特的事物，让它们免遭净化和标准化的侵袭，用同情的道德观去取代严厉的道德观。”以多元取代单一，用宽容取代严厉，无疑是所有文明社会的旨归。以此标准衡量，或许有些社会已经达到了这个标准，但有些社会却与之相差甚远。那么，如果王尔德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他就一定可以得到社会的宽容，受到人们的善待吗？至少就我个人而言，我依然不敢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