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唐骋华  图 资料

    王家新像一面多棱镜，可以从各种角度去打量。他生长于湖北，深受南方文化的浸润，说一口有家乡口音的普通话。但是在当代中国的诗歌地图上，他又毫无争议地属于北方。诗评家孙琴安在《中国诗歌三十年——当今诗人群落》中将王家新纳入“北京诗人群落”。王家新本人也说过：“在精神上我属于北方。”尽管他至今对南方的事物倍感亲切。

    近期，王家新的译著《新年的问候：茨维塔耶娃诗选》出版。他说，“除了发自内心的爱，这还出自某种责任和义务。”他认为，多年来中国诗人受益于包括茨维塔耶娃在内的俄罗斯诗人，但翻译仍远远不够。

    1999年的某个傍晚，王家新从伦敦泰晤士南岸文学艺术中心出来。当时，他刚听完了一场诗歌朗诵，心中仍阵阵悸动。踏上泰晤士桥的时候他忍不住翻开节目册，在路灯下翻阅。 

    “我将迟到，为我们已约好的相会；当我到达，我的头发将会变灰……”卷首诗的前两句，让他大惊失色：“这是谁的诗，一个英国人怎么可能写出这样的诗？”再看作者，原来是茨维塔耶娃。那一刻，王家新知道了什么叫“诗歌的力量”，什么叫“对灵魂的致命一击”。 

    说起来这虽然算是巧遇，却绝非意外。王家新生于1957年，1978年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随后从事诗歌创作。他们那代人，深受俄罗斯文学的浸染。 

    “茨维塔耶娃、曼德尔斯塔姆、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这几位俄苏诗人一直伴随着我。在我的生活和写作中，他们一直是某种重要的在场。有时我甚至感到，他们是为我而活着的——当然，反过来说也许更为恰当。”王家新的名作《帕斯捷尔纳克》《瓦雷金诺叙事曲》等即表达了这类情愫。有评论家赞扬这些作品“揭破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的王家新也包括许多中国人惊心动魄的命运”。 

    回到20世纪末年的那一次相遇。自此，王家新开始零散地翻译茨维塔耶娃的诗作。今年他推出了《新年问候：茨维塔耶娃诗选》。 

    “翻译和出版一本茨维塔耶娃诗选是我本人从未想过的。”王家新说。这与好友林贤治的催促有关。林贤治为知名诗人、评论家和编辑，多年来致力于知识分子研究，且始终保持着对俄罗斯文学的关注。在读到王家新译的茨维塔耶娃诗后，林贤治多次打来电话，一定要他专门译一本。“我推脱不掉，就冒胆接受了。” 

    翻译过程中王家新心怀虔诚。他表示，多年来中国诗人受益于包括茨维塔耶娃在内的俄罗斯诗人，但翻译仍远远不够。 

    茨维塔耶娃一生创作了一千余首诗，但翻译成中文的尚不及一半。尤其是《在一匹红色骏马上》《终结之诗》《房间的尝试》《新年问候》《空气之诗》等长诗，至今阙如。“《新年问候》被布罗茨基誉为‘里程碑式的作品’，我想，不翻译出来，我们就对不起茨维塔耶娃！” 

    王家新的另一重翻译目标和动力，则来自于为中国读者提供一个“新的、有着自己独特面貌的译本”。他试图借此刷新人们对这位天才诗人的认知。 

    从另一种层面说，翻译亦为诗歌教育的一种。1990年代初王家新游历欧洲，领略了诗歌在西方的传承、流传。相比之下，中国的诗歌教育就非常薄弱了。而我们曾经是一个极其注重诗教的国度。1994年王家新回国，进高校任教。2006年受聘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开设创造性写作（诗歌方向）课程。他想在学生那儿激起一点“诗的火花”。 

    在人大，王家新的课颇受欢迎。当然，前景也不算太乐观。他的一名学生，研究生毕业论文写的是“多多诗歌与策兰的对位阅读”，十多万字，也颇有才气。“但后来又怎样了呢？后来他去广州给一位国企老总当秘书去了。” 

    王家新并不因此而沮丧，“我们只能慢慢来，一点一点地来。”他最爱引用辛波斯卡的一句诗来表明心迹：“我喜欢教诗的荒谬／甚于不教诗的荒谬。” 

    某种意义上，这构成了王家新和时代的关系。茨维塔耶娃说过，“诗人与时代”是一场“逼”出来的婚姻。“她当然渴望作为一个诗人的自由，但她与她的时代也一直有着痛苦的‘斩不断理还乱’的纠结关系。”而诗人的基本态度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忠实于自己的良知，换言之，绝不出卖自己。这即是一个诗人对时代应负有的责任。” 

    经历了1980年代的兴盛，1990年代的没落，到21世纪王家新仍默默坚守。诗人、译者和教授，他拥有的身份也日益多重。难怪有人说王家新堪称一部“中国诗坛的启示录”。 

    推出《新年问候：茨维塔耶娃诗选》后，王家新还要整理和编选一本翻译诗学论文集、一本新的随笔集，并准备一本新的译诗集。“我的一些诗的草稿也在等待修改，再不修改它们就荒废了。但是，说来也是，没有一种生命的荒凉感，尤其是那种彻骨的荒凉感，也就不会有一些诗出现。” 

    对年轻诗人，他则表达了如下忠告——“保持诚实和敏感，立志于‘修远’。并且，多学点外语，即使不从事翻译，这也是必须的，因为就像歌德说的：不懂一门外语，也就意味着你不懂自己的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