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生活周刊A:明迪 《舞在敖德萨》中文译者，海外女诗人

    Q:你是通过什么机缘与卡明斯基第一次相遇的，有怎样的感受？

    A:三年前在一个诗歌节上遇到卡明斯基，应该是人与作品一起认识的。第一次感觉很奇怪，觉得面熟，一打开诗集《舞在敖德萨》也觉得“似曾相识”，但想不起来以前什么时候读过，最大的惊讶应该是在听到他朗诵时。马其顿的“斯特鲁加诗歌之夜”最有象征性的朗诵是在一个大桥上，面对着风，河两岸有无数人影，河上似乎有船和白帆，诗人坐一排，背后是强烈的灯光。卡明斯基用一种我们大家完全听不懂的语言对着黑夜朗诵，我震撼得流泪，我相信当时在场的所有人都感到震撼，那是一种嘶叫，好像整个世界都不存在了。当时是室外，夜晚，桥上，有风……我觉得写作也应该是这样的境界，面对黑暗，讲述心里的感觉。诗的作用就是照亮黑暗。

    Q:翻译《舞在敖德萨》的过程是怎么样的，有多少甘苦？

    A:开始是一口气翻译了12首，一整天的时间吧，还写了个译后记。诗集很薄，很快就翻译完了，记不清花了多长时间，大约两星期吧。翻译每一行都感到快乐，等于是同原作者一起又哭又笑了一遍，我是完全投入进去了，想都没想汉语就冲出来了，所以你现在看，会发现一些未经润色之处，没有精雕细琢的感觉，因为我希望保留那个气场，尤其是长诗《音乐疗法》，从初稿到出版没改一个字。其他部分有一两个地方我问过他是否用了成语或是典故，他说他的语言都是直接的，照字面意思翻译就可以了。所以翻译过程是感受和体验，只有甘，没有苦。现在在翻译他的第二本诗集《聋子共和国》。

    Q:生活中真实的卡明斯基是怎样的，与他的作品气质贯通吗？ 

    A:生活中的卡明斯基是可以在这本诗集里看到的，他写了童年、成年和他的日常生活、精神生活。“纳塔尼亚”可以看作是他的妻子，也可以看作是他的梦中情人。他们邀请我去过他们家一次，在圣地亚哥，我开车三小时就到了，他妻子和他一样，也是个子很高，我说我在你们跟前觉得受到巨大的竖向挑战，严重感觉小时候营养不良，居然要仰头跟你们说话，你们怎么可以这么般配呢？他们异口同声说，“我们俩是一起长大的”。他们现在在同一个系教书，两个人的气质都与作品相通，他妻子写童话故事，他写诗、散文和评论，他写的句子同他说话一样，我后来翻译他的散文就感觉到是在听他说话。诗与文章放在一起读，对一个人的了解会多一些。

    Q:你自己也是位诗人，卡明斯基的作品对你的写作有裨益吗？

    A:翻译别人的作品对译者本人的益处非常大，只是一时还看不出来罢了。每一个译者都会在翻译的作品中潜移默化地受到影响，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我翻译的诗人比较多，所有影响比较杂，在诗里可能一时还看不出“卡明斯基”来。但从他那里是可以得到很多有益的影响的，如我过去写诗喜欢用一些名字，普鲁斯特，帕斯卡，罗兰巴特，卡明斯基写保罗策兰和茨威塔耶娃，是在与他们对话，近距离的对话，但又如梦幻一般，这是一种非常可贵的境界。第二个可贵之处是，他完全进入了他们的世界，或者是进入了那个年代，好像是同时代的诗人在回忆当时的情景，而且是多声部的。他的诗不炫技，完全把技巧隐藏了，这是高妙之处。我从他那里学到的首先是低调做人，在诗中不张狂。

    Q:卡明斯基的作品会给中国诗人和中国读者带来什么？ 

    A:当我们无休止地谈论诗与散文、长诗与短诗时，国外诗人早就打破禁忌，在诗与散文、长短之间来去自如、多文体多方位写作了。卡明斯基的作品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我只能预测，会带来一种新的视野，新的阅读历史的视角，新的对话方式，新的语言，新的情诗，新的文学批评方式，新的人生感受，新的抒情叙事糅杂在一起的表述。我觉得中国当代诗有一些夸张的语言和语调我很不适应。即使是庞大的主题，奇异的想象力，巨大的悲哀或者狂欢的状态，甚至是大喊大叫，都可以用沉静的语言来写，低下去，语言的光会自己飞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