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唐骋华  图资料

    作者的祷告

    如果我为死者说话，我必须离开

    我身体这只野兽，

    我必须反复写同一首诗，

    因为空白纸是他们投降的白旗。

    如果我为他们说话，我必须行走于我自己

    的边缘，我必须像盲人一样活着，

    穿行于房间 

    而不碰倒家具。

    是的，我活着。我可以过街，问“这是哪一年？”

    我可以在睡眠中跳舞，

    在镜子前笑。

    甚至睡眠也是一种祷告，上帝，

    我将赞美你的疯狂，

    以一种不属于我的语言，谈论

    那唤醒我们的音乐，那

    我们游动于其中的乐曲。因为无论我说什么

    都是一种请愿，我必须赞美

    最黑暗的日子。

    一个月前，卡明斯基携新书《舞在敖德萨》访问上海，参加上海国际文学周，在思南公馆与诗人、读者们交流。讲座虽仅有两个多小时，他却留给人深刻印象——1.9米的大个子，相形之下椅子就太狭窄了，只能作蜷缩状。由于失聪，他戴着助听器。

    讲座过程中，卡明斯基朗诵了一首诗，英语不像英语、俄语不似俄语，举座皆茫然。随后一名中国诗人夸这是首好诗，卡明斯基半开玩笑地打断说：“你在说谎吧，你根本没听懂。”底下笑声四起。他似乎是向人们表明：尽管耳朵不好使，心却是亮的。如同他在代表作《舞在敖德萨》中所言：“失去听力后，我开始看见声音。”

    1977年伊利亚·卡明斯基生于敖德萨市（现属乌克兰），16岁之前是苏联人，1993年随家庭移居纽约州，此后加入美国籍。他还有一重在西方文化中不可忽略的背景：犹太人。

    如此交错的身份，标签注定会找上门。果然，他被称为流亡诗人、布罗茨基精神上的儿子，承继了俄国“白银时代”伟大作家的衣钵。这也并非空穴来风。从卡明斯基的作品中确实能读到布罗茨基、曼德尔施塔姆、巴别尔、茨维塔耶娃、阿赫玛托娃等前辈的影子，其中不少人，他还撰文讨论过。他的诗作如《赞美笑声》《玫瑰姑姑》，也描绘了自己的家族和民族在革命、战争中的惨痛遭遇。

    不过在译者、诗人明迪看来，这种联系是牵强的。因为卡明斯基吸取的养料可谓丰厚，包括惠特曼、奥登、叶芝、里尔克、狄金森、保罗·策兰等，甚至可上溯至维吉尔、但丁、莎士比亚、李白、王维、松尾芭蕉等古代诗人。这份名单可以开得很长，使贴标签失去意义。

    实际上，决定性地塑造卡明斯基的是其个人经验。4岁那年，因医生误诊其双耳失聪。很多年里他没有助听器，生活于沉寂中。十二三岁时开始写诗和散文，起先用俄语。移居美国后不久父亲去世，他忽然改用半生不熟的英语写作。他想要以“新的语言来悼念父亲”。

    “英语就在那里，在我周围，是我当时正在学的一门语言，是我每天走在街上，去学校，去杂货店等等度过一天光阴必须使用的一种语言，所以不知不觉地，无意识地，关于我父亲的诗以英语的形式出现在我嘴唇上，我将意象和声音记录在餐巾纸上，汽车票上，牛奶和面包的收据上。”卡明斯基告诉明迪。他的英语带有浓重的斯拉夫口音，而且语速极不规律，除了好友，别人极难听懂。

    这倒形成了他诗歌的显著特点：音乐性。尤其是听过他朗诵的人，尽管对内容完全无知，也被韵律深深打动。“诗歌是语言艺术，也是声音艺术，失聪的人写诗是不是会欠缺些什么呢？读过他的诗之后就会觉得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他的语言能力是天生的，是超越听觉的。”明迪说。而既是译者又是诗人的她，对卡明斯基及其作品还有更多的话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