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唐骋华    图 资料

    在没有大师的当下，人们愈加怀念那段群星璀璨的岁月。于是近些年，岳南的《南渡北归》、谢泳的《逝去的年代》等都受到热烈关注。最近，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的《民国先生》，则从教育的角度重述了历史。

    这和作者马建强本人的经历有关。1987年大学毕业后，他做过两年乡村初中教师、两年乡村高中教师，再到江苏教育学院进修，后来供职于江苏教育出版社。虽说其后约10年不在教育界，但他自称有着“化解不开”的教育情结、学校情结，现终于重回学校工作了。马建强的教育情结之所以浓得化不开，还有个特殊原因：他的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均已撤并，“上学时就想着早点离开学校，等学校没了，反而更想念校园、想念校园生活。”

    一个留恋校园、关心教育并时刻思考的人，很自然地会将目光投向那个大师辈出的时代。别的先不说，仅当时流传下来的两句话，就值得近人再三品咂和神往。一句是蔡元培的：“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另一句是梅贻琦的：“所谓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马建强就描写了这样一群大师，或曰先生。

    “先生”是旧时对老师、学者、前辈的尊称，今天念来，比大师更觉得儒雅、亲切，十分有范儿。而《民国先生》里的那些人物，蔡元培、梁启超、张元济、胡适、鲁迅、叶圣陶、朱自清等，在当年，皆为响当当的先生。公众最熟悉的应为鲁迅，因家中排行老大，人称“大先生”。陈丹青就写过本《笑谈大先生》。

    马建强并未笑谈，他写得很用力、很认真，用细节勾勒出一个个鲜活的“民国先生”，展现了他们各自的风骨。如蔡元培，历任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校长、中研院院长，本身又是辛亥革命元老，在教育界位高权重，却认定“学生都是人才，亲戚都是庸才”。凡亲戚托他谋事，他最多介绍点“苦干实干”的差事，哪怕真有才学，也绝不委以重任。相反，学生求职，蔡元培来者不拒。

    试举一例。抗战爆发后蔡元培移居香港，有一天收

    到封信，写信人自称北大毕业，现困居重庆，无以谋生，请老校长帮忙云云。蔡元培不顾体弱多病，亲笔致信重庆某机关推荐，解其燃眉之急。但登记证件时，机关人员发现他只是在北京念大学，而非北大学子，遂询问蔡元培。蔡元培答复：北大毕业不是人才，也不可用；不是北大毕业而是人才，仍然要用。结果该生留用，感激地写信来道歉，蔡元培又嘱咐他不必内疚，做好本职工作即可。

    蔡元培如此，胡适、鲁迅、叶圣陶等亦如此。这似乎不能用“高风亮节”来概括。这个词太宏大，有些端着架子的意思，而这些先生的所为，皆为日常生活中的长流细水。一篇篇读下来，你就恍然了：先生之为先生，是“装”不出来的，也并非让你高山仰止来惊叹的。此为《民国先生》的好处。

    诚如有评论者所言，本书还有一个鲜明的特点：介绍人物往往从与这个人物关系最为密切的一两个人一起入手。如此，读者看到的就不再是零散的个人而多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与沟通、关系与影响，无疑，这更有利于读者体会当事人所处的时代环境，便于理解他们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陈子善写过一本《迪昔辰光格上海》，上海话“迪昔辰光”即“以前、那时候”之意，套用该句式，读完马建强的《民国先生》，我仿佛亲眼见到了“迪昔辰光”的先生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