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顾文豪    图 资料

    一个耳熟能详的故事：德国作家托马斯·曼二战期间流亡美国时，有记者访问他说，“您流亡到美国来，不觉得绝望吗？远离故乡这么久。”曼回答说：“凡我在处，就是德国”。

    昆德拉在《相遇》中提及的，上世纪六十年代捷克斯洛伐克最受尊崇的女诗人，薇拉·林哈瓦托，一九六八年离开故乡，前往巴黎，此后选择以法文写作并且出版自己的作品。依照这位生性孤僻的女作家的说法，流亡未尝不可以变成“一次解放的开始”。作家首先是一个“自由人”，这种“自由”不仅是就地理位置的迁移而言，更是就其所属的语言而言，“作家并非单一语言的囚徒”。

    在这两则似乎互为对立的故事背后，其实有着共同的现实境遇，即地理边际的游移、文化边际的更动迫使我们将文学与写作置于一个更其深闳的文化视域中重新思考。如果说托马斯·曼铿锵有力的回应，多少是因为身处二战的身不由己，那林哈瓦托、纳博科夫、贝克特、斯特拉文斯基、贡布罗维奇，他们各自不同形式的流亡、迁移、离散经验，则不仅在地理的意义上，更在文化的、政治的意义上，向我们呈示出文学的一种复杂的、深刻的、变动不居的状态。

    因此，当我阅读波黑作家亚历山大·黑蒙主编的《最佳欧洲小说2011》时，当我不时瞥见塞尔维亚、克罗地亚、罗马尼亚、黑山、列支敦士登、立陶宛等等这些词语意义胜过地理意义的国度时，我意识到它正在延展完满我的“欧洲”经验，它给了我一副新眼镜。

    百度百科关于“欧洲”的词条是这样叙说的，欧罗巴洲源于希腊神话的“欧罗巴”，是世界第六大洲，截止至2008年，人口达七亿一千二百万，是世界人口第三多的洲，人口密度平均每平方公里70人，共有48个已独立国家。48个独立国家？我相信绝大多数的读者脱口而出的欧洲国家不会超过15个，而一些零星小国得以存留在我们的记忆中，说不定还是托了四年一度的欧洲杯的福。

    诚如本书前言所言，欧洲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有时候，扩

    展开来，变成“一块大陆”，有时候又收缩回来，“各自为政”。而书中零星小国的出现，恰恰改变了我们习焉不察的将欧洲视为“一块大陆”的长期错觉。让我们得以深入这块大陆的内部，去窥看长久为人轻忽的“各自为政”所致的幽微肌理。

    塞尔维亚作家弗拉基米尔·阿森尼耶维奇《一分钟：蠢蛋之死》，以倒数60秒的形式将一个人的一生作了一番轻捷却不失沉重的回顾，仿若电影镜头般将一个个具体生活场景镶嵌其中，同时密布着萨拉热窝战事的历史消息，在极富形式感的书写中包蕴着浓重的植根于地方经验的生命思索；罗马尼亚作家特奥多罗维奇的《寻鹅记》，平淡无奇的故事向我们展现了他眼中关于吉普赛人的观察与想象，以全然老派的笔法，孩童的视角触及关于异质文化的探讨；格鲁吉亚作家朱拉布·莱扎瓦的《冰箱奇缘》，幽默而富有智慧地围绕着冰箱展开一段男女情爱的思索，在有限的书写空间中作出对于庸常生活的极富洞察力的揭示，不时溢出的俏皮之感，更令我们依稀听得到布拉格精神的回音。

    在此前的欧洲文学版图中，这些边缘国家的作家境遇，一如他们的祖国，不加分说地被塞进“一块大陆”的欧洲罅隙中，就此遮蔽、陷落乃至消失。没有人理睬从这些罅隙中传出来的哭喊与欢笑。

    因此，我们也就不能就此将这套书的遴选简单视为一次对于零星小国的补救性展示。事实上，在将欧洲呈现得更广一些的同时，真正的用意或许是使人领略更深一些的欧洲。招呼我们俯下身倾听这些缝隙中的杂音，去了解每个民族文学灵魂里的希望和恐惧。

    书中令我印象最为深刻的一篇小说是荷兰作家安妮塔·孔卡的《小丑》。如果允许的话，我以为这篇小说几乎是这套丛书编选主旨的经典示范。一个自幼生于苏联马戏演员之家的女孩，别无长才，成绩极差，相貌丑陋，在父亲的帮忙下进入莫斯科马戏学校学习当小丑。可即便做一名小丑，她也失败至极，只得卷铺盖回家。辗转各种工作，做过助理护士、糖果厂质检员、博物馆保安、戒毒中心看门人、托儿所助理保育员、剧场售票员、饭店里端盘子的、卫生员。最终在潦倒落魄之际，她患肝癌的命不久矣的父亲，为她做了最后一件好事，安排其参加出国演出，借此离开这个国家。

    最终，在米兰，在一个深夜，她借口出去买烟，摆脱了同事，坐上了去博洛尼亚的火车。“我把意大利视为我精神上再生的家园，因为在这里，我成了小丑米洛巴”，“平生第一遭，我能自由呼吸，成为真正的自我”。

    让我们暂时不要陷入泛政治化的解释。这篇小说至少向我们展现了这样一种可能，人或许可以在另一个地方成为更好的人，而个人并非国家的私有财产。如果我们认同这样的可能，那文学与写作也将摆脱与所在地的单一关系。作家的国籍不必是，也不该是作者唯一的身份证明。正如司汤达慨然宣称自己是米兰人，孟德斯鸠自称波斯人，梅里美自称葡萄牙人，跨界与离散，原来其来有自。

    而这样的自我迁移，毋宁使得欧洲的文学版图悄然重组。它使得欧洲以外的人们重新发现一个更广袤生动的欧洲，同时在更深刻的意义上，它也使得欧洲内部各地域之间产生微妙有趣的互动；使得每位作家必须在国家背景与欧洲背景之间来回腾挪，由此确认抑或否认一种文化；它更使得各种地域文化产生美妙的交会，在与其说是全球化，不如说是大国化的当下，这种交会或许未必能更改上述的历史进程，但至少让今日的世界听得到一些小声音，让昆德拉所谓“巨大的文化复杂性与巨大的孤寂相遇”得以实现。

    因为复杂性不仅是由小声音所构成，更由它们所定义，遗落了小声音的复杂性只是一摊体量庞大的浊泥，遗落了小声音的欧洲更将失去闻之欣悦的历史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