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勋，牛津大学博士，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

    刘勋是个很有趣的人——在加拿大读硕士，在英国牛津拿到生物学博士，归国后供职于上海生命科学院，怎么看都是纯理科男一枚，现在最感兴趣的却是国学。“实际上，我正是在出国留学后，才真正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性。”

    从小刘勋就爱读古代典籍，可总也读不明白，越看注释还越糊涂。本来以为是自己笨，到了国外却发现，并非如此。“古希腊、古罗马经典也不易读，但西方学者非常清楚难点在哪里、什么是要提示读者的，经他们的整理、注释和解析，就好读多了。”他意识到，中国传统典籍未必那么难，而是国内专家不为读者考虑，设置了很多“伪难度”。

    那何不自己动手试试看呢？2008年归国后，刘勋决定从《左传》入手，先做一个读本，一篇篇挂到网上。2010年春，徐渊找到了他。同为理科生的徐渊也酷爱读经典，当时，他刚在上海办了“新知书院”，“不为盈利，只为寻找同道，一起读书。”徐渊明确地把国学和生意经分了开来。他的想法和刘勋一拍即合，“《左传》读书会”就这样办了起来。

    为什么选择《左传》？刘勋给出了三点理由。

    首先是重要。“传统文化是长河，《左传》则是源头，通常，上游最清澈，而越往下越浑浊。”刘勋是想追根溯源，看看古人究竟说了些什么。其次是有趣。他认为，《左传》这样的经典最早写在竹子上，又经历了焚书坑儒，却传来下来，“除了它们的历史价值，必定很好看，人们爱读。”说到这儿，他还搬出了“适者生存”的生物学概念。

    最后也是刘勋十分重视的，是《左传》和现实的关联度。在他眼中，春秋时期秦、齐、鲁、楚等诸侯的格局正是“大国博弈”，“古人大脑的精密程度、对人类生存状况的理解，和今人差不多，充其量科技不发达。”他还注意到，今天的许多地名起源于先秦，像三秦、三晋、荆楚等，“至于后来流变出的其他名称，反而被我们遗忘了。”《左传》里还不乏“现代语”，如会所、百度、达人、宾馆等，有些甚至含义都差不多，这让人倍感“穿越”。

    通过两年连续阅读，到100期的时候，他们读完了《左传》。刘勋表示，自己也有了很大提升。“我能看出哪些事是长久的，哪些只是昙花一现，心态也就淡定了。”由于近年来身为秘书，阅读《左传》也让文书工作获益匪浅。更重要的是内心的充盈，“西方经典读得再熟，那终究也是别人的事。而读中国经典，哪怕你不赞同其中的一些观点，却感到无比亲切。”

    当然，刘勋并不认为自己的解读就是“正解”，他也不要求读书会成员跟他保持一致。他提倡“贴近文本，各自吸收益处”。带着这样的宗旨，《左传》第二轮已开读，而他还将向国学的更深更远处摸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