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 焦雄屏   整理 唐骋华

    记忆中，我小时候过年远比现在热闹。有几件事必不可少——几代人围一桌吃年夜饭，除夕夜放鞭炮，大人发红包，父亲用漂亮的毛笔字写春联，以及在长辈的带领下拜祖，给历代祖先的牌位磕头。当然，我们小孩子最盼望的永远是收红包。年初一大早，所有小孩一定全身上下从里到外都穿着新衣裤，连鞋袜都换过，然后兴奋地坐在家里面，等大人来发压岁钱。拿到压岁钱后，我们都会来一次小“赌博”，大人们则聚拢起来推牌九、打麻将。

    长大些后，年初一我们不再傻乎乎地待家里，而会结伴出门游玩。雷打不动的固定节目是冲到戏院买票看电影，特别是《007》，总在年初一上映，不能错过。那天的票子照例最抢手，队伍看上去很短，却永远排不完，我曾经从白天8点钟排到晚上7点钟才进场。可是依旧很开心，因为那时过年，必定要看好莱坞大片的。

    不过，随着父母长辈的相继老去，那种浓烈的氛围也渐渐消散。不知道从何时起，拜祖，退出了大多数人家的春节习俗；即便有延续的，似乎也不如以往那般虔敬了。我印象最深的则是登门拜年的人。我父亲出生乡里，后来做大学教授，从前，每逢大年初一，哪一位乡亲、学生会来给父亲拜年、给我发红包，我都心里有数，是看惯了的。可岁月流逝，他们也在变老乃至故去，久而久之，熟悉的面孔日益寥落……

    台北这座城市本身也发生着巨大变化。以前的台北，保持着乡里乡亲的亲密关系，有很多大家庭。但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台北慢慢向“都会化”发展，过年的风景也随之改变。平常，市区人特别多，拥挤、喧嚣、嘈杂，而一旦过年，异地人纷纷回老家，整座城市就迅速地冷清下来，计程车很好打、街道很干净，生活节奏则缓慢无比。同时，大家庭在现代化的冲击下瓦解了，取而代之以小家庭为主，昔日的习俗也就淡了。加上大众媒体发达，拜年发条短讯就好，不必登门造访。

    于是，和我小时候忙碌、热闹的过年景象截然相反，今天的台北人趁这段时间，进行短暂的休息，享受难得的清闲。年轻人宅不住，就外出洗温泉或旅游——台北各大电视台的春节特别节目都傻傻的，千篇一律，好无聊，不像内地还有春晚的概念。另一个巨大变化是声音。由于台北市禁放大龙炮、甩炮，只能玩玩“仙女棒”，现在，除夕夜也听不到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了。

    其实我自己很早就听不到鞭炮声了，因为鹿特丹电影节、柏林电影节在每年的一二月份开幕，我都必须参加。记不清有多少年，我未曾回家过春节。但在国外我们也有过年哦。在柏林，每年都会搞party，所有导演、演员、当地华人聚到一起吃饭，还给随行的小孩发红包。如果那一年代表众多或有重量级人物，那就会张灯结彩。我父亲刚过世的那个春节，我带了弟弟、妈妈去鹿特丹，邀请导演、朋友、影评人们共享年夜饭。那次许鞍华也来了，还收到我妈妈发的红包，好开心。

    就我多年来的感观而言，似乎海外华人年味更浓一些。他们视此为“中国人的New Year”。去年的New Year，我是到洛杉矶一个非常好的朋友家里过的，气氛真好。在那里，大家自己买食材、做拿手菜，真是丰盛到不行。特别让我倍感亲切的，是亲友间的互相招呼、给小孩发压岁钱。朋友的爸爸也很有趣，是个老顽童，给我发红包。我忽然体悟到，老一辈传下来的过年习俗，实际上既是对人际关系的一种温习，也向下一代传递传统。

    可惜，反倒是台北，近些年都市化速度太快，年味已经丧失了许多。这好像也不仅仅是一两座城市的问题，我总有听到大陆的朋友说，那边春节的“年味”也越来越淡。我想，这些都是值得回味和思考的。我们是不是太匆忙了，丢掉了太多东西？所以，2012年的春节，我哪儿也没去，就留在台北和家人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