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我开始写《羊的门》，到2003年又写成《城的灯》，我发现生活跟写作是两码事，不是说有生活就可以写作了。你在生活里发现一个奇怪的事、精彩的事，你就写出来，那是故事园，作家是创作，必须经过长期的思维浸泡，消化之后变成创作之后才能写。

    我常常在生活里，几乎不怎么记录在脑海里留下的东西，我个人认为是最精彩的东西，我会放二十年、三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去打磨一部作品。

    中国作家都有一个文本意义上的突破问题，尤其是我们五十年代的作家。八十年代时，我们大量吸收海外的各种营养，认为我们可以写出这样的作品了，但突然出现一个问题，就是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我们的认识，或者说我们在文本上的创造，困住了一代作家。很多作家，如果看哪部作品，发现都有一个相同的用语，那就是“多年之后”，多年之后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穿越，对生命的大穿越。

    所以中国作家在一段时期之内，都忍不住地用“多年之后”，这种表述方式、思维方式很精彩，中国作家一直跟在后面，都不能穿越。因为文学本身是创造性的劳动，咱们本民族要拿出自己的文本，能够穿越他们的文本，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我个人认为，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是不差的，尤其是和亚洲的相比，比如印度、土耳其，中国一线作家的作品跟这些作家相差无几，但是跟《百年孤独》这样的作品还是有差距。

    《生命册》这部长篇我采用了树状结构的写法，以一个人的内心独白作为树干，背后一个一个的生命成为它成长的土壤。我用第一人称独白的方式来写五十年的心灵史，或者五十年记忆的时候，这种树状结构的写法容易散，所以我用了很多“隐笔”。

    在文本上是做一种实验，不知道社会反响怎么样，仅仅是我个人的一种实验。就是我把人当作植物来写，探讨人与植物的关系。

    我对土壤研究的时候，所有的人物离开土地之后都变形了。我用了一个观点，八十年代时我认为金钱是万恶之源，还专门写了一篇《金恶》。到写三部曲之前我发现我错了，我认为贫穷才是万恶之源，尤其精神上的贫穷。贫穷对人的伤害超过了金钱对人的腐蚀。我还有一个观点，认为一个人的童年几乎决定他的一生，假如他在精神和物质相对健康的环境下长大的，我认为他的心灵是相对健康的；如果一个人的童年是在备受屈辱，在精神极度贫困环境下长大的孩子，他的心性先天就受到了伤害，那么他是不那么健康的，这是我个人观点。

    所以我认为一个人的童年和少年几乎决定他的一生，对他的精神成长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我在《生命册》中写一个知识分子的心灵史，虽然他童年被附着了很多东西，但因为他不断地读书，不断地清洗自己，才能够更全面、更深刻地认识自己，他才能长成一棵大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