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2月生于黑龙江省漠河县的迟子建，无疑是当代中国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作家之一。她著有长篇小说《树下》《晨钟响彻黄昏》《伪满洲国》《越过云层的晴朗》《白雪乌鸦》等；她凭《雾月牛栏》、《清水洗尘》和《世界上所有的夜晚》三次获得鲁迅文学奖；她凭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摘得第七届茅盾文学奖。在刚过了五十知天命之年，她又推出了长篇小说《群山之巅》，正如这部小说的名字使得迟子建不停地爬上文学高地。面对扑面而来的各种奖项，她却表示只是对文学创作的一种肯定方式，但不是唯一的方式，也不是最重要的方式。

    □青年报记者 陈元喜 

  特约对谈人 赵武（导演、上海戏剧学院副教授）

  1 说来惭愧，除了写作之外，我最大的爱好就是吃。

    赵武：很想知道您每天的生活与写作是如何安排的？

    迟子建：我与大家一样，过着平常的小日子。无外乎上班，读书，写作，出差开会，买菜做饭，黄昏散步。只要进入小说，我喜欢一气呵成。小说如果断断续续地写，气韵会受影响。我通常上午写作，五十岁后，晚上绝不开夜车了。

    赵武：除了写作，您还有什么爱好吗？过了五十这个知天命的年纪，您对未来有什么计划和调整？

    迟子建：说来惭愧，除了写作，我最大的爱好是吃。所以喜欢逛夜市买时令蔬菜，喜欢去超市的副食品柜台。一边听音乐一边下厨，尤其是在菜品上来个创新，对我来说是一种享受。此外，喜欢看看足球赛，比如激战正酣的欧洲杯，因为时差原因，虽然不是每场必看，但重要场次还是会熬夜看的。这次欧洲杯的威尔士和冰岛大放异彩，让人惊艳。

    陈元喜：您是中国最为优秀的女作家之一，请问一下您觉得女性的身份给您的写作带来的帮助和不便各是什么？

    迟子建：性别是与生俱来的，是自然属性，谁写作时会先做一番性别认知再下笔呢？我不喜欢在“女”字上做文章，因为真正有女性色彩的文字，都是天然流淌的。鲜明的性别标签，也许成就了文学史上的一些优秀作家，但我更爱那些没有性别标签，却特色鲜明的作家，因为在我眼里，再炫目的标签，都是写作的“身外之物”。

    陈元喜：说到这里，问一个比较有意思但或许不太专业的问题，在其他行业里，多是男性当道，但是在文学领域中，女性作家这些年似乎成绩非常突出，就拿作协主席来说吧，我知道的就有中国作协主席铁凝，你是黑龙江作协主席，还有王安忆、方方、范小青、赵玫、邵丽等。就个人的体验来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现象？

    迟子建：现在全国省级行政区，有三十多个吧？虽然地方女作协主席的比例在提高，但相比男性，队伍也算不得庞大。你提到的这些女作家，是创作一直很活跃的，像王安忆、铁凝和方方，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今，一直是文坛的中坚力量。作协的体制是，党组负责日常工作，所以主席更多的是参与文学活动。我觉得在一个专业性较强的团体里面，还是能起到积极作用。但前提是，一个作协主席如果没有好作品，失去创造力，无论男主席还是女主席，都是件尴尬的事情。

  2 把奖项看得过重，或者过于鄙薄奖项，都是缺钙的表现。

    陈元喜：当作协主席对你自己的写作有影响吗？这一角色是不是对新人的扶持和文学事业的发展比较有利？

    迟子建：我做了六年作协主席，如果说它对写作完全没有影响，那是不客观的。这六年来，我主持了首届萧红文学奖的评选，以及黑龙江省政府的三届文艺大奖的评选，策划出版了以中青年作家为主的两年一辑的“野草莓”丛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现已出至第三辑。今年我们又做了“晚华文萃”丛书，为黑龙江健在的80－90岁的十位老作家出书。当然，日常与文学相关的业务，属职责范围内的，尽力去做好。我的体会是，如你所言，这个角色对新人的扶持确实比较有利。但各省财政情况不同，黑龙江属于经济欠发达地区，对文化的投入与经济发达省份难以相比。我们尽可能地创造条件，做些对文学有益的事情，在这个过程中，也是自己积极参与社会的一种方式。

    陈元喜：您是读者最为关注的中国作家之一，他们都期待着你的新作，起码我及我的家人，都在等着您的新作，请问一下，您目前的创作是什么情况？在您整个人生当中，创作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中？

    迟子建：《群山之巅》之后，我调整了一年，刚刚写完一个中篇。创作是我生活的一部分，过了五十岁，依然痴迷于文学，还有许多要表达的，这对我来说就是福气。

    陈元喜：我曾经做过统计，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您是中国作家里边唯一一个获得了三次鲁迅文学奖的作家，也是极少数的同时获得了茅盾文学奖的作家？你怎么看待自己获奖，又怎么看待评奖？对获奖还有预期吗？比如更大层面的奖项。

    迟子建：针对这个问题我曾说过，写作仿佛是一个人在闷热的天气走长路，走得汗涔涔时，一阵凉爽的风袭来，让你觉得惬意，得奖就像这样的风。可是再怡然的风，不过一阵，很快就散了，剩下的还是漫漫长路，等着一个写作者孤独地走下去。作品获奖是对文学创作的一种肯定方式，但不是唯一的方式，也不是最重要的方式。因为中外文学史上，有很多作家的伟大作品，并没有顶着奖项的光环。把奖项看得过重，或者过于鄙薄奖项，都是缺钙的表现。

  3 我写了一些满意的作品，它们能活多久，就看它们的造化。

    陈元喜：文学作品也是一个独立的生命个体，您的很多作品已经成了经典，您感觉自己哪部作品寿命最长而将得到传世？有没有短命的作品呢？或者被埋没过的作品呢？

    迟子建：短命之作长命之作都不敢论断，但我确实有幼稚之作，比如我编辑短篇小说编年本和中篇小说编年本时，有些早期的中短篇，确实有可以被遗忘的作品，但创作总要经历这样的阶段。我不知道自己的哪些作品会长命，这跟人的寿命一样，难以预测。我只知道自己写了一些目前还比较满意的作品，长篇中篇短篇都有，它们能活多久，就看它们的造化了。造化深，我是说内里真正光华灿烂的话，它们就会经得起时间之河的淘洗，经得起读者挑剔的眼光；造化浅，缺乏内蕴的话，它自然会逐渐干涸下去。所以岁月是好东西，它能尽可能地去芜存菁。当然，在复杂的社会环境和掺杂着某些个人变态欲望的文化生态中，也不排除好作品被埋没遭鞭挞而貌似深刻的浅薄之作却大行其道的命运。

    陈元喜：您的《额尔古纳河右岸》获得茅盾文学奖时，你在发表获奖感言时，谦虚地表示有些没有获奖的作品，比如轮椅上的巨人史铁生，他们的作品也值得我们深深的尊敬。您是如何评价自己这部作品在您个人整个创作中的地位的？这部作品在整个茅盾文学奖中的地位又是怎样的？

    迟子建：我无法评价《额尔古纳河右岸》在整个茅盾文学奖中的地位，但我可以说这部长篇，是我写作生涯不会被自己遗忘的一部心血之作。因为无论是个人情怀的表露，还是对历史的回溯，对现代文明的反思，对文学的表达，都是浑然天成的。

    陈元喜：有评论认为，《额尔古纳河右岸》是一部具有史诗品格与世界意义的作品，许多作家在获奖后，都不敢轻易下笔了，或者说是遇到了某种瓶颈，但是您此后又创作了《白雪乌鸦》与《群山之巅》两部作品，似乎越写越好了。您是怎么突破瓶颈的？您觉得自己是不是超越了？

    迟子建：这三部长篇其实是很难对比的，不能说谁落后于谁，也不能说谁超越了谁，因为它们气象大为不同。写作《额尔古纳河右岸》，我的笔触在青山绿水和茫茫飞雪中游走，风雨雷电是它的“魂魄”；写作《白雪乌鸦》，我“遭遇”了百年前的哈尔滨大鼠疫，书写灾难中的人性微光，有如每天在与亡灵对话，说不出的沉重。到了《群山之巅》，我的笔伸向现实的泥淖，伸向人性荒寒之处，我笔下的龙盏镇，在那个阶段就是我心中的“神庙”，蒙冤的，洗罪的，纷至沓来，所以这部长篇对我挑战最大。

  4 一个好作家应该做个好导演而不是好演员。

    赵武：《群山之巅》围绕龙盏镇而出场的许多人物都能互相联结，各个人物形象鲜明，活灵活现，连人物的配备（比如：屠夫辛七杂的各种屠刀）或者动作（取太阳火）也是生动出彩，故事也充满传奇色彩，深深吸引了读者，这么庞大的结构体系，您是如何将它聚拢在一起，而且还要把每个人物故事交代清楚？

    迟子建：《群山之巅》出场人物确实很多，有的是浓墨重彩的，有的是淡笔勾勒的，因着人物轨迹的不同，所以他们在色彩上深浅有别。在作品中能够把我想表达的尽力展示出来，结构起了关键作用，也就是故事的讲法。我采用倒叙回溯的方式，每个故事都有回忆，这样就能把现实与历史有机地融合起来，俭省笔墨。去年我在北京师范大学做驻校作家演讲时，曾谈到一个好作家，应该做个好导演，而不是好演员。你要调动所有人物，让他们怀揣不同的心事，各有归属。

    陈元喜：大家好奇，你是有生活原型呢？还是完全靠着一个作家神奇的想象力？您的想象力是怎么生发的呢？想象力可以培养吗？

    迟子建：想象力当然可以培养。《群山之巅》有些人物，是有生活原型的。但原型人物进入小说后，生长的形态是靠作家的心智和笔力来完成的。丧失虚构，等于丧失了小说的根本，因为小说是艺术，而虚构是艺术的翅膀。

  5 如果不关注人物的救赎，那关注的就不是小说了。

    赵武：有些情节的处理，涉及到目前的社会现象，比如贪官的收礼账本、医学院大学室友投毒案、照顾瘫痪丈夫数十年的凄苦无奈、活体移植肾衍生出回沪知青的下乡往事……您几乎都把他们写入了小说中，在山林之中的单纯小镇或县城，这些时事是真的发生了吗？还是有人为的痕迹？

    迟子建：我少时在小山村生活的时候，因为叔叔是县城的医生，所以死刑犯在山间被执行枪决后，他曾奉命去法场取过器官，给我留下惊悚的印象。而土葬变火葬，我姐夫的母亲，就不幸成为那座小城火葬的第一人，当时我刚好在场。至于知青下乡往事，我小学的时候，教我们的老师就是上海知青。而逃兵辛永库的原型，是我在中俄边境相遇的。为什么读者会以为在青山绿水和偏远之地，罪恶和冤屈就不会生长和存在？其实写什么样的事件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作家对这个事件的态度。如果读者只看事件本身，不关注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不关注爱恨纠葛，不关注人物的救赎，那关注的就不是小说了。

    赵武：小说最后，安雪儿放下沉睡的幼儿毛边，独自跑到土地祠，途中遇大雪纷飞，她还执意往前，到土地祠后被傻小子单夏非礼，这个结尾您是否满意？有没有考虑过另外的结局？毕竟前面众人捧为精灵的安小仙已经被强奸了一回，坠入红尘，最后再遭此一劫，对读者是不是有点残忍？

    迟子建：这个结尾我非常满意，而且我并没有写单夏会强奸安雪儿。他在大雪纷飞的土地祠，也许只是天然地拥吻她。可是堕入凡尘的安雪儿，会本能地发出求救的呼喊。很多读者面对这样的结尾，思维基本都是朝向一个方向。这也说明，我们的思维定式，影响我们对人物的理解和判断。我尊重任何解读，但作为笔者，会感到遗憾。

    赵武：我觉得你对生死的题材似乎有些感悟，在人物的主线中，屠夫辛七杂、法警安平、刻碑人安雪儿、理容师李素珍，再加上镇内老人对土葬和火化的讨论，为什么您对这个题材感兴趣？您是怎么理解生死的？

    迟子建：在某个时空，生不是开始，死也不是终结。

    赵武：我们都知道您对出生的黑土地有一种情怀，在时代的发展中，每个地方的风土民情总会被时代改变，《群山之巅》是不是对社会迅速变化、对环境的破坏和污染渗透到原本清净无染的家乡表示担忧？

    迟子建：不仅是乡村，即便是城市，社会迅速发展变化所带来的，并不仅仅是好处，弊病一样存在。就像我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对现代文明进程的反思一样。一条大河的流淌，泥沙俱下，也在所难免。

  6 未来的文学世界一定是青年人的，但是打文学的天下，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陈元喜：您曾经写过一个小说《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女主人公在丈夫车祸去世后独自远行，背景应该是您自己伤感的经历，那么主人公后来的部分也是你自己的故事吗？

    迟子建：《世界上所有的夜晚》，确实有我个人生活的影子，也最接近我的心灵世界。爱人车祸离世那个阶段，是我过得最艰难的岁月。我对过去难以忘怀，特别想用一篇小说，来告别或者是来纪念我的那段情感，于是就有了这部中篇。我在开篇写到：“我想把脸涂上厚厚的泥巴，不让人看到我的哀伤。”这句话是我真实的感受，那时我不想让任何认识我的人看到我，也不愿意让人看到悲伤。我在这里写了矿难，其实也是写一个人的伤痛和社会伤痛的关系，哪些伤痛轻如浮云，哪些伤痛是彻骨悲凉的。

    陈元喜：读者非常关心你的生活，自从您丈夫出意外之后，你用写作来疗伤，您的伤疗得怎么样了？您就没有打算重新组建一个家庭吗？是否还没有从那段感情中走出来？那段感情到底对您带来了什么影响？

    迟子建：谢谢读者关心，但是真抱歉，我无法回答您的问题。我只能说，聚散是缘。真正关心一个作家的话，还是关注他的文字吧。作家的情感世界，都在文字里。

    陈元喜：目前，随着新媒体的不断发展壮大，纯文学似乎越来越受到了青年读者的冷落，您是怎么看待文学发展正在经历的这场变革？您担忧纯文学的前景吗？您对青年读者的浅阅读和娱乐化，有什么样的推荐和提示？

    迟子建：如果说文学是块蛋糕的话，那么以前这块蛋糕是放在一块盘子中，现今新媒体的兴起，蛋糕被切掉了一部分，放在了另外的盘中而已。做蛋糕的人不要考虑有多少人分吃它，只管做好你的蛋糕就是了。如果有一天无人分享，自己享受也是一种福气吧。青年人应多读经典书，它们就像便宜的老处方药，非常有效。未来的文学世界一定是青年人的，但是打文学的天下，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印象

  她是森林中的存在

    □阿来

    飞行在天上。从旧金山到北京，再转机成都。

    昏睡一阵醒来。眼前的电子屏幕闪烁着蓝光。上面是航迹图，漫长的飞行到了尾声。刚刚飞过的西半球正坠入黑暗，东边的半球正被阳光照亮。

    熟悉的中国城市的名字开始显现。最醒目的那一个是哈尔滨。自然想起一些关于这片疆域书写的一些作品：《白银那》、《清水洗尘》、《额尔古纳河右岸》，以及《群山之巅》。那是永驻在了中文里的无边的森林，连绵的群山，纵横的江河。而这些只是背景，重要的是，在这样宏阔的背景中，人开始出现--生产的人，生活的人。这些人，总是为了生活可以更美好一些而努力，但地理在赐予的同时也有更大的制约，文化与制度，在许诺光明前景的同时，也制造许多的悲情与黑暗。这些人，总是少许的成功，更多的挫败，依然仰赖于自然的庇佑，怀揣着光明美好的希冀而顽强生存，于是，莽林构成的荒野变成了现实的人间。这些文字，都是由一个出生在中国当代版图最北边的一个村落——北极村的女子来书写的。

    文字是具有伟大力量的。

    有了如迟子建这一系列文字的书写，黑龙江岸上这片广大的黑土地，才成为中国人意识中真实可触的、血肉丰满的真实存在。这时，我似乎听见了她写过的那些在秋天的彩色森林中采摘都柿（蓝莓）的人们的脚步声和他们彼此间的声声呼喊。采摘是接受土地之神的馈赠，是收获。那些呼唤，却是人战胜孤独的、彼此照应关切的声音。我想，能捕捉到这些声音之美的人是怀揣着多么美丽情感的人啊！

    飞机降落北京，开手机，十几个小时飞行中积累的信息叮叮当当显现在屏幕上。其中有一条，是迟子建发来的。商量的语气，说最近要发表一篇新小说，希望附一个同行写的印象记，看我愿不愿意写这样一篇文字。人还在飞机上冥想的情境中吧，不假思索就回短信表示同意。然后，脑子立即陷入空白状态。印象记？我跟迟子建交往不算多，迄今为止，见面也就十多次吧，最长的同行时间十天，也不是每时每刻单独相处，而是几个、十几个作家共同去访问一个地方。在那些日子里，她给我的印象总是未见其人，而先闻其声。听见她在某一处和人交谈，但你总是会先于其他人的声音而听到她的。更多的时候，人还没有出现，就听见她爽朗的笑声，预告她的出现。我不是说她嗓门大，而是音质中的爽利造成了这样的效果。其实，嗓门大也正常，森林地带来的人，重重林木掩蔽，总是习惯用声音宣示自己的存在。在蜿蜒的山径上，悄无声息地猝然出现，难免使人心惊肉跳。

    还是回到机场。

    因为转机，在北京机场，和她有过几次单独的相处。两次，从俄罗斯，从意大利出访归国，同行的人大多住在北京，迅即散去，剩两个不在京城居住的人，还得继续转机，一个去东北，一个去西南。两三个小时里，一边候机，一边闲谈，话题最多的，终归还是文学，终归还是各自地域上，我们栖身其中的人群的生活，也就是人生与历史吧。马克思说，社会就是人跟人关系的总和。我们所书写的社会，范围会有所拓展，置身强大的自然中，当然不会漠视其存在，所以这种关系的书写中自然会呈现自然宏阔的身影。自然是环境，也不止于是环境，因为环境同样对生存其中的人有规定，有塑造，有启示。这样的呈现，迟子建的作品中，在在皆是。更为重要的是，我们都在共同书写边疆，黑龙江，是文化的边疆，也是国家版图的边疆；我身处西南内陆，按拉铁摩尔的说法，也是某种边疆，文化意义上的“内亚边疆”。这种文化的事功，应该说，中国当下的文学书写是少有留意的。在这样的情形中，作为一个书写者，我看迟子建，倒不在一点浅表的印象，而在于其书写价值的体认。

    那几次转机时，总是在某个地方，买一壶茶，也就是买了两个座，一边缓解长途飞行的困倦，一边交换些对于彼此作品，甚而对于中国文学的看法。

    记得有一回，是从南美回来，先从阿根廷飞至巴黎，在机场等待下一个航班，用了9个小时，说了多少回话，喝了多少回咖啡和茶，又逛了多少遍候机楼里的免税店。每逛一遍，这个有点购物狂的迟子建，都要买一两样什么，好像她对守着冷清店面的店员都深怀同情。她写作的文字深怀同情我是欣赏的，但如此不节制的购物，却不以为然。所以，她最后竟要出手买一样先前几遍都没有看上的东西时，我威胁过她，说若真买了，就不再请她喝茶与交谈了。后来，这件事被她稍加夸张，说是我要因此与之绝交，这倒有点言过其实了。两个写作者的交往，全赖于对于彼此文学所达的人性深度与美学建构的看重，不一起喝茶聊天了，还会读到彼此的文字。有情人绝交，从此不拉手，不亲热；生意人绝交，从此不再合伙生财。而写文章的人，即便绝交了，情形也并不严重，反正还会读彼此的作品。哦，印象记是不该发这许多议论的，还是说回那次漫长的飞行吧。那一回，从巴黎飞回北京，情形照旧，大多数同行的人到京即是回家，又剩我们两个，在那里转机，而且，等待的时间在5小时左右。照例，又是要一壶乌龙，坐下来有一搭无一搭地说话。

    不做生意，也不在官场，两个写作人，要谈的还是文学，竟然能谈几个小时，在如今的文坛也大不易了。懒谈文学是文坛的风气了。如果要谈，主要是谈其边际效应，怎么让投资人喜欢改成电影电视，怎么让领导喜欢，谋个一官半职，再或者怎么让外国人喜欢。但我们不谈这个，我们谈人，谈土地，谈这样的人群和这样的土地上应该生长出什么样的文学。

    然后，拖着各自的行李箱去不同的登机口，一个飞往东北，一个飞往西南。有时，还会来北京开会。同在一个会上，也没有刻意见面。远远点个头有的，没见上面也是有的；甚至听见她声音在某处响起，但没见到身影也是有的。算算，不见面其实又差不多两年了。只是见她不断出来新作。比如，《群山之巅》出来，就见到她到处领奖的消息。有两回，她在北京领奖时我也到了北京，也没有见面。倒是慢慢读她的新书，又欣喜于她的深入与进步。后来，我出任一个奖项的评委，是愿意投票给她这本新书的。但更多的意见还是要表彰诗歌的努力，那努力自然也不容忽视，也算一个遗憾。后来，看到她又有新书出版。这回，又有新作发表，让我写些话附在后面，我也是非常愿意的。所以，写了这么些话在这里。也是凑巧吧，刚从美国回来，又要同几位四川的写作同行去韩国进行文学交流，便用候机的时间写这些文字，仿佛又是与她在机场那些交谈的继续。

    我得说，那是一些难忘的美好的交谈。

    ■02-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