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每次上舞台，吕曼茵依然会紧张，甚至诚惶诚恐。她觉得紧张是必要的。演员就应该在过与不及之间找到自己安身的所在。上场前心跳加快的节奏，让身体与情绪的力度撑起整场戏。她相信保持对角色的谦卑，才能呈现出好角色。

吕曼茵因为“演戏好玩”而成为一个演员，笑声是她的招牌记号。她的笑声爽朗大气，好像日常中多平庸的事情，在她眼里都是有趣的，也像是不断提醒自己“烦恼无法解决问题，不必徒增忧愁”。若有人说她理智，她反而一脸严肃起来：“快乐不是靠‘理智’方能得来的，要你真心这么觉得才行。”

2018年10月到12月，《台北男女》和《爱朦胧，人朦胧》将陆续登陆上剧场。在吕曼茵呈现的“搞笑台北系列”里有这个世界的疯狂、生活的无常，以及喜悦与忧伤……

在《爱朦胧，人朦胧》中，她饰演的小丁子是一个直率的、善良的女仆形象，但在《台北男女》中，她时而穿西装，成为会议中的一员，时而穿乡下妇女的服装，变身一个只能听说闽南话的阿姨。在不同的片段中，体现的是她的喜剧功底。她说不清自己在《台北男女》中演了什么角色，但会尽全力把每一个角色的特点都展现出来。

入行数年，吕曼茵从没有想过离开，与其说是心无杂念，不如说她总是忙得让自己无暇思考。“烦恼有用的话就去烦，可是它没用呀！”选择演员这条路，偶尔回望自己的人生，让她时常有种与现实脱轨的感觉。身边的朋友、同学大都在正常的时间节点上结婚生子，过着上班族的“寻常”轨迹，好像所有人都在设定好的轨道上按部就班地过着自己的生活。只有她自己往别的方向跑远了。她承认：“有时候，心里也真的会浮现出这样的念头，想着假如自己选择另外一条人生路，会是怎样？”但是，想到一半就会瞬间打住，她意识到：“不可能，我不会！”

在戏剧这条路上，她从不抗拒未来的任何一种可能性。她会说：“你可以带我去一个更快乐的地方，可是那个地方在哪里？”紧接着，便双手一摊，咧开嘴，露出她招牌式的笑容：“剧场，就是我到过最快乐的地方。”也因此吕曼茵的快乐能量就是，她一开口戏就来了，戏一来你就笑了。

Qa 生活周刊×吕曼茵

真情实感，把自己丢给生活

Q：为什么喜欢演喜剧？

A：我觉得笑声对我来讲，是一个缘分。大学时候，我在剧团饰演了一个角色，是个特别爱笑的人。角色里，有一个记者来采访我，回答问题时，要用不同的笑声代表我的语言。在那个角色里，笑声是我仅有的台词。从那之后，我就跟笑声结下了不解之缘。笑声里也有很多技巧，塑造人物常常要用笑声来诠释出性格，这算是我的一个绝招。我常常用到三个法宝，装忙、耍笨、穷嚷嚷。这些喜剧角色看起来很蠢，但我愿意用“专注”来呈现她们。

Q：除了舞台剧，你也演过影视剧，为何最终还是选择留在舞台？

A：剧场做事很规矩，也很有信用。我可以好好安排自己的时间，7点多起床，做好自己的事情，傍晚再去演戏。而且演出时间一到，无论如何那场戏都是要被演出来的。影视剧有很多不确定的因子。拍摄时间时常变动，剧组也有可能出尔反尔。剧场类似于某种小火慢炖，演员得花费大量时间琢磨某个角色，与团队协调工作。在剧场里工作，就好比一个推理剧，我需要像福尔摩斯一样不断寻找线索，从台词的蛛丝马迹中理解一个人、一个家族，以及整个剧情的脉络。而影视剧则是速成包，来不及细细品味，那是一种纯粹的商业行为。不能说他们有错，但是他们会用比较简单的方式来定义你。对演员来说，消耗大，吸收少。

Q：从演员到导演，心态上有何转变？

A：演员是自己跟自我在工作，而导演则是剧场里特别全面的存在。虽然这两个角色也有相通之处，导演更能看到整个剧场的全貌，不像演员只是在近距离之下看角色，而导演是在镜框之外，他的视野最终决定了整部戏的精彩程度。当过导演之后，再回来做演员，你会发现自己的视野进阶了一步。其实，我是一个杂食者，非工作的时间全都在看——看戏、看书、看电影，不限类型，任何种类照单全收，都是演员的养分。演员就是这样，当你决定走上这一行之后，整个生活和生命都在这上面了。某些时候，你不用刻意去思考，怎么去诠释这个角色，它并非像模具一般，非要把某个角色置入一个情感状态，或者影像人物上头。表演其实并不是靠背台词，而是得有真情实感，把自己完完全全丢给生活。工作之外，你就彻底放松，全部身心感受当下。那么生活中的琐事也会稳稳地将你接住，把你自己的所感所闻所想所见通通塞进身体，逐一积累，让你本身就成为一个有故事的人。

喜剧中的温暖力量

Q：如果让你选择的话，你更喜欢站在台前还是幕后？

A：演员是一种习惯，按照我的个性，可能管好自己更合适一些。当然，我也在不断鞭策自己做更多尝试，导演恰恰完成了这种挑战。我导演的第一部戏，名字叫作《外公的咖啡时光》，其实它是一部正剧，却用了我惯用的喜剧手法去呈现它。它涉及的是一个挺沉重的话题，外公得了失智症（老年痴呆），女儿和外孙负责照顾老人。当女儿出差，外公必须全权交由外孙照顾，这期间外孙如何兼顾自己的节目排练和照顾外公这两件事呢？于是，他把外公带去了排练现场。在现场，被隐瞒了病情的外公，成了那个很投入“演戏”的老头儿，其间发生了许多生动诙谐的桥段。喜剧手法，会让悲凉变成温暖，让剧场变得比较诗意。

Q：这部戏里最打动你的情节是什么？

A：我觉得是家的力量，即便生活再困苦，境遇再不济，家人永远是支持你不断前行的动力。我希望将这种温暖的力量传递给观众。每个人走进剧场，不光想看到台上的演员怎么演，更希望台上的故事跟自己的人生经历有交集，能够找到共鸣点。

Q：即将登陆上剧场的《台北男女》，是由一个个片段组成了完整的剧情，和以往的舞台呈现很不一样。就你个人而言，最吸引你的片段是哪一个？

A：整出戏我从2003年演到现在，也是我在表演工作坊里感情最特殊的一部戏。它依然是用喜剧的方式去呈现严肃题材。除了语言的部分以外，就是那些没有语言的情境部分，很有意境。例如你在列车里看到人生百态，《台北男女》用不同的喜剧片段，探讨包括感情在内的城市生活的种种问题：片段“感觉”——七嘴八舌地谈对“感觉”的理解；片段“全球化”——飞机上有不同国家的乘客，闹出了“通天塔”的笑话；片段“身份”——反思“我是谁”“我从哪里来”的哲学问题……它是以喜剧的形式，探讨理性时代社会存在的阶级、财富、爱情等问题，批判人们不敢真实面对现实社会中存在的许多真相。那趟诠释人生百态的列车更像一趟开往远方的人生列车，你会遇到不同的人，经历不同的事，留下或深或浅的印记。

保持对角色的谦卑

Q：在《爱朦胧，人朦胧》中拼的是体力，就像一个百米跑道的运动场，需要你高度亢奋，冲刺终点。还有一种角色性格更内敛丰满的内心戏，你更偏爱哪种？

A：我能不能说，我两种都爱呢！前者能够让你随时保持一种表演的兴奋感，机关枪一般让人欲罢不能。但那些内心很挣扎很丰满的角色，演完之后，人就跟虚脱一般，同样也需要内力。 

Q：不论做演员还是做导演，有没有遇到大的挑战？

A：我觉得做导演就是与人打交道的工作，它会比做演员稍微复杂一些。因为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个体，个性也都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单纯当演员更轻松一点儿，导演考验的是你的全局观，跟剧场内外各种关系的协调能力。 

Q：这些年，有没有遇到驾驭不了的角色？

A：我从来不设限，去说自己一定不去尝试某类角色。我认为这不是因为自己有多骄傲，但是好胜心使然，我会想尽办法去跨越这道坎儿。我不会想自己一定做不到，你承认自己做不到，首先就泄气了。碰到没有尝试过的角色，我反而很雀跃，想去一试身手，它可以让我在表演上积累更多经验。其实我还真演过不少光怪陆离的角色，比如说演过男人、变性人，演过狗，演过变色龙、孔雀，还演过卵子。

Q：笑声是你的标签，你觉得它天生就在自己身体里，还是说用了某些方式找到了创作的灵感？ 

A：可能本身我体内就存在，后天又被激发出来了。怎么去理解喜剧的精髓？不论喜剧，还是任何剧种，演员都需要丰富自己的人生历练来体会角色。当然，喜剧也需要技巧，你也可以后天通过学习来练就自己的技巧。比方说在语言上，在节奏上，或者说你任何方面的才艺都不嫌多，这些技能都能帮助你塑造更丰满的喜剧角色。节奏是关键，如果是一个没有节奏的人，他演的喜剧也不会好笑，这是技术层面的部分，是作为演员的基本功，一定有章法可循。当然，如果加上天分，就增加了你在表演上的筹码，自然更加出类拔萃。 

Q：演喜剧，算是你的本色演出吗？

A：这些年几乎我都是以“喜剧演员”来定义我的角色身份，但其实最难演的或者说最难呈现的恰恰就是喜剧。演了这么多年，我依然还愿意去尝试喜剧角色，因为笑声能够感染人。笑声更是一种治愈的力量。从某种程度上说，它真的是老天赐给我的礼物。当然，如果有机会尝试其他类型的角色，我也不会放弃。挑战不同的角色，也是演员的天职。有时候，那也是苦中作乐，任何一种角色，心路都需要仔细拿捏，这个过程对演员就是最大的挑战。这些年，每次上舞台，我依然会紧张，甚至诚惶诚恐。我觉得紧张是必要的。在舞台上，过分紧张没办法让你把戏演好，但是一点都不紧张，全然放松的状态，戏也不会好看。演员就应该在过与不及之间找到自己安身的所在。上场前心跳加快的节奏，让身体与情绪的力度撑起整场戏。我相信保持对角色的谦卑，才能呈现出好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