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我以为写作是极其重要的一件事，甚至比活着还重要。现在我认为写作是次要的事情，而且觉得唯有当写作是次要的事情的时候，你才可能看到不同且更多的东西。

不变形现实，去故事化的平淡

Q：你的叙事非常克制，戏剧性、情节感不是很强，又大多写日常生活，有种分不清是小说还是散文的感觉。

A：我这两年看了侯孝贤的电影，《恋恋风尘》和《悲情城市》，蛮吃惊的，在当代的汉语世界里，不变形现实，竟然也能达到这种深度和美学境界。我也希望自己的写作首先能表达出一种表面的现实感，而最宜让人有现实感的文体是散文。如果写的不是散文，那么“散文化”也算是一种途径。我很喜欢作家废名，他在中年之后说过：“我现在只喜欢事实，不喜欢想象。如果要我写文章，我只能写散文，决不会再写小说。”文字本身也是一种虚构，是对真实的一种探索。当作者直觉到现实本身的意蕴超过了一个人的想象力和理性力所能达到的境界时，倾向于写散文是自然的。我还没有这种意识，还想写小说，但是意识到这种直觉是值得向往的，就有点故意地选择了偏散文化的小说风格。

Q：基于真实的日常生活进行“暴露自我式的写作”需要勇气吗？

A：就我个人阅读西方文学的经验来看，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过去以后，“暴露自我式的写作”几乎是二十世纪写作的主流，这是个人与世界的关系的变化造成的。“暴露自我式的写作”与其说需要勇气，不如说需要的是观念。西方人容易深入自我，我猜他们有对上帝的观照，不能对邻居说的话，也可以在忏悔室里坦然说出；在东方文学里，日本人也敢于暴露自我，我觉得是由于他们有强烈的死亡观，如川端康成“绝望的眼”之说。在这些价值观下，个人的创痛也好，欢欣也好，可能会被当作客观经验来审视。

Q：会不会怕这样撷取生活片段的写作过于狭窄？有没有想过创作更宏大的叙事？

A：我艺术加工的经验确实很少，有些小说的起因都非常普通，比如看到超市门前混混欺负普通人的事件。但我觉得好玩的是，混混跟混混在广场上握手、交谈、拥抱，日常在我眼里就是很有“诗意”的了。即使创作面狭窄，我也只能接受，我觉得自己做不到宏大叙事，不是作为写作者，而是作为读者或者从事多年编辑的人来看，以“宏大叙事”和“想象力构建”的作品在中国是过时比较快的作品，需要恰如其分的价值观，而且都有点非本土化。在传统的本土价值观里，写一百年的风云变幻可能不如一个人从一棵白菜里看到的东西更大。

Q：你描写了许多城市里的小人物，如乡村青年，你是带着什么心态、价值判断在观察这些人的？想知道你的叙事立场。

A：我的一个朋友批评过我，说旁观者叙述对我来说是种局限。我喜欢的当代作家丁伯刚笔下的人物面对世界时的恐惧、内疚和挣扎，都仿佛是作者自我的表达。那种不管写什么，都有强烈的感同身受的品质，我觉得是现代文明比如平等精神在文学中的最好表现。我做不到这一点，那么我就尽量对人物温和一点，并且尽量客观地去体察，我希望写所有人物的时候是把他们当成自己的一部分去写。

Q：除了小人物，你也描写过落魄的知识分子，你怎么看待知识分子面临的现实？

A：这个题目不好答，因为得先有知识分子才能谈“面临”。我不是讽刺知识分子，而是说现代人在同样的生存问题面前已经变得很相似了，知识分子几乎走不到作为“知识分子”应该遭遇的独特困境里边。知识分子如果有个人的困境，应该有他的“看待”，我内心里希望借由小说里的人物表现一些“看待”。

唯有把写作当次要，才能看到更多

Q：作为《收获》杂志的资深编辑，你的工作经验为你的创作带来了什么影响？

A：我觉得编辑的本质也可以还原为一种阅读，做编辑对写作的影响就相当于阅读对写作的影响，从成熟和不成熟的作品中吸取营养。做编辑时的阅读必须要判断，甚至要提出修改意见。这涉及到对作品主题深浅的分析，涉及到主题和形式是否匹配，以及表达技巧上的巧与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种很务实的写作练习。另外一层好玩的影响是做编辑会让你把写作当成一件很平常的事情，从构思，到写，到发表，到被人阅读和议论，整个过程十分熟悉。一个人就同时兼具了儿童和成人两种身份，写作就像儿童玩游戏，玩的时候很投入，很计较，还可能很嗨；而同时，编辑就像个成人在旁边耐心地看着，像是在说：“玩好了吗？好了回家吃饭去。”

Q：小说中你借人物之口说出了“我只是个编辑，不是文学家”的话，面对另一个人物“要多游历，不要只是读万卷书”的劝导，你自己怎么认为？

A：小说里面那个人的游历是四处谋生，是杜甫式的游历。谋生总是有意义的，对文学也有益处。但在现实中，如果是为了文学而游历，反而感觉是游离于文学了。

Q：你的写作初心是什么？创作状态又是什么样的？

A：小时候就想当作家，不知道当时是怎么想的了。我在山东聊城莘县上学，之后到上海华东师范大学读中文系，研究生毕业后在上海大学教了两年书，然后在《收获》编辑部工作至今。大学时就开始练习写作，也是因为这个缘故进入编辑部工作的，中间中断过，2010年左右又重新开始写的。有评论说我是“文学隐者”，其实只是写作没人知道而已。也不是到中年才公开创作的姿态，而是才开始。想做的事做不到，写作还是能做到一点的，在表达对世界的真实看法上，文学至少可以通过隐晦的方式实现一些。安之若素是我最敬佩且向往的生活状态，但自己很难做到。我觉得诗歌的写法是最好的写作状态：即兴式的有感而发。虽然写小说或者散文需要更多的时间，但是最好不要离这种“本质”太远。

Q：写作是你中年之后的选择，它对你来说是一条怎样的“小路”，意义是什么？

A：卡夫卡说：“任何一个人，当你活着的时候应付不了生活，那么就用一只手拨开笼罩着你命运的绝望。同时，用另一只手草草记下你在废墟中看到的一切，因为你与别人看到的不同，而且更多。总之，在你的有生之年，你已经死了，但你却是真正的获救者。”以前我将这段话理解为写作是极其重要的一件事，甚至比活着还重要。现在反过来了，我认为写作是次要的事情，而且觉得唯有当写作是次要的事情的时候，你才可能看到不同且更多的东西。

Q：自己在阅读上偏好哪种类型的当代文学？并推荐一本你最近喜爱的书。

A：因为一直在编文学刊物，所以读的都是“最新”的当代文学，其他的当代文学就看得很少了。最近一直读的书是《周作人文集》，废名赞周作人“渐进自然”：“知堂先生的德行，与其说是伦理的，不如说是生物的，有如鸟类之羽毛，鹄不日浴而白，乌不日黔而黑……”这种“自然”其实出自“捕风的心态”：“虚空尽由它虚空，知道它是虚空，而又偏去追迹，去察明，那么这是很有意义的，这实在可以当得起说是伟大的捕风。”所以“自然”是作者“苦心积虑”出来的“中道”，他的自由主义思想感觉是以整个人类文化为背景的。

向内生长，活在局部的快乐

对做了二十多年文学杂志编辑的王咸来说，“编而优则写”的状态很像是一场酝酿许久的摊牌，阅尽千帆后的输出往往更能看清一个人的真实想法。多年创作，精选七篇小说而成的首部短篇集出版了，然而，试图从中寻找某种惊艳感或教义的读者可能是要失望的。在《去海拉尔》中，王咸写从云南乡村赶来投稿并住进编辑家中的文学青年，写带着病儿回乡算命的沉默夫妻，写曾经赫赫有名的诗人突然隐退开始养猪，写家具清仓拍卖会现场发生的黑社会争斗……几乎不写熟悉的生活以外的事，有些甚至就是编辑部的故事，扎实地以自身为圆心，创作半径不超过方圆十里。

在这个过程中，王咸以一个旁观者的立场，描摹一个个隐匿在城市边缘的心灵漂泊者的面貌。多年阅读、评判的编辑工作让他在写作中能冷静面对人物的悲欢、孤独和精神困境，所带上的底色不是悲凉，而是兜底的暖意，作家格非评价“这是一种对真实生活的谦卑，尽可能去除掉多余的戏剧性的同时，在暗中增加生活的密度和强度。”就像电影中有“日常流”一说，有人生活在局部快乐中，刀子深刻着一件件细小的事，细小的瞬间里就有诗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