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问我最想要传递什么？我并不想传递一种文化观察，或一种生活方式，说这些都太浅了，我想传递的是对自己保持彻底的坦诚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旅行的本质，遁走异乡，沉入日常

“1786年9月3日凌晨三时，37岁的歌德提起行囊，独自一人钻进一辆邮车，逃往了意大利。那时候的歌德在魏玛已经生活了十几年，身居要职。他出逃并非是因为走投无路，而是他发现自己的人生不知不觉被套上了一个齿轮：白天忙于政务，业余创作一些爱情诗，生活把创作热情压榨得干瘪枯竭。他有朴素的直觉：这样下去不行。因此抛弃了一切，逃到了他心目中的乌托邦——意大利。他在那里生活了一年零九个月，从城市到农村，喜悦地目睹并且描述着岩石的硬度和空气的弹性。歌德在意大利完成了《在陶里斯的伊菲格尼亚》，写了《塔索》、《浮士德》的部分。意大利拯救了他，把他从成为一个附庸风雅的公务员的命运齿轮上解救了下来。”

这是蒋方舟为新书《东京一年》写的序。2016年，她同样完成了这么一场拯救了自己的旅行。

一年过后，她并没有交出对于日本社会或国民性的观察总结，甚至连小说也没有，她出了本日记，记录着她如何跟随着日本作家留下的文艺地图闲逛、思考，如何在被迫的陌生的柴米油盐中感受自身的蜕变。

曾经，有一篇对她的访谈特别火。蒋方舟的真诚令许多人意外，她谈及在过去的人生中，虚伪曾是她为维持被人喜欢而表现出的一种防御策略，也并不讳言甚至在亲密关系中，自己也是一个没有情绪波动的人。在东京的一年令她慢慢去掉了礼节性的崇拜和虚情假意，甚至学会了和人吵架。

9岁就出版了第一本书，大学毕业成为杂志副主编，1989年出生的“文学少女”自然还未能与文学名匠相提并论。然而，和曾经的八面玲珑相比，脾气、抱怨挂在脸上，反而令旁观者更替她个人而非事业感到高兴。学不会完美，任谁都更喜欢靠近并接纳“挂不住”的简单。

“重获新生的歌德其实并没有变成一个新人，就像在东京度过的一年并没有把我变成一个新人，我们只是更像自己本来该成为的样子。”她说。

生活，新鲜而野蛮的外来视角

Q：之前去过日本吗？印象如何？

A：2013年的时候我去过一次，那时在京都待了五天，在东京待了三天。当时觉得京都是个特别好的地方，特别安逸，符合文人的浪漫想象，而东京就是现代化大都市。后来在东京住了一年，才觉得东京更丰富些。

Q：这次去东京住在哪？平时每天的生活状态是怎样的？

A：前4个月住在永田町的学校招待所，每天中午11点有个老太太来打扫卫生。我不想让她觉得中国人懒，总是宅在屋不出去，就每天在她来打扫前出门。大多数时间我没事情干，就带电脑在附近200米的咖啡厅坐着写东西、看书、看展览，晚上约朋友吃饭、喝酒、去旧书店、旅行，没什么特别的写作计划。后来自己住，就没有早上11点前出门的压力，生活更简单了。有时一天就出去买个菜，回家做个饭。

Q：跟随着日本作家在东京留下的文艺地图，去了哪些地方？

A：之后我住在池袋，是个平民生活区。后来才发现是《挪威的森林》里绿子家小林书店的所在地。从阳台看下去，就是渡边和绿子一边看房子失火一边喝啤酒、弹吉他、接吻的地方。这种感觉很奇妙，只是忽然觉得氛围似曾相识，但确实在文字里找到了对照。包括我去坐的都电荒川线，《挪威的森林》里也提到过，是完全紧贴着居民区的铁路，你可以闻到咖啡香，看到居民们晾的衣服，甚至听到家里的音乐。但对我来说，日本社会很难融入。外国人可以保持一种新鲜而野蛮的状态，把生活日常化，而不是带着游客的心理。三岛由纪夫最后吃晚餐的地方、森田邦子喜欢的咖啡厅、新海诚动画里出现过的地点，我都会按照痕迹去寻找。我待的时间太长，有名的景点15天就全部去完了，必须自己去发掘、创造一种文艺生活。

文学，日常与宏大的叙事

Q：说到日本文学，你自己的阅读史和喜好是怎样的？

A：日本文学在我喜欢的文学里不占据很大的分量，因为对我来说，日本文学的局限性还是太强了。私人写作的传统让日本文学没有面对大历史的书写能力，有巨大的战争和变革，却化为对一个小家庭变化的书写。这种传统对我来说受益并不多，我喜欢更为宏大的写法。没那么喜欢村上春树，特别喜欢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

Q：有人评价你除了“暴露自我式的写作”就不会别的了，而你说自己更喜欢宏大叙事，有做进一步的探索吗？

A：现在在写一部新的长篇，希望能把握住一个时代独特的风尚和一种核心的时代精神。我觉得这不仅是我，也是我们整个一代作家都面临的问题。当然你可以通过一种回溯历史的方式追求宏大叙事，看起来很严肃的样子，但我觉得再用现实主义的写法去把握时代精神，已经行不通了，对现当代没有太大的意义。陈丹青老师曾和我说过，他们那代人收到的信息是相同的，一种信息所引发的人们的共同经历是一样的。但现在的时代缺乏这种共同经历，作家把握时代精神就困难一些，时代精神是很复杂、抽象的。我很喜欢《鼠疫》，是我更喜欢的一种写法，也是更好把握的写法。即以寓言的方式，把人放在更为极端的环境中，对现当代社会进行模拟和夸大，去观察人性在其中的变化。这种变化不是一致的变化，是呈现出很多面向的，如果能把每个面向都写得非常像，每个人都能在其中找到自己或一部分的自己，那我觉得是更为成功的、把握住时代精神的写作。

Q：相比之下，新书以日记的形式呈现，依然是真诚的、日常的。

A：如果问我最想要传递什么？我并不想传递一种文化观察，或一种生活方式，说这些都太浅了，我想传递的是对自己保持彻底的坦诚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这是我第一次以日记的形式出书。出于我个人的一种窥私欲，我本来就非常喜欢读作家的日记还有游记，比如阿城的《威尼斯日记》，是我最喜欢的他的一部作品；张爱玲的《异乡记》，在我看来也是在写日记，写她在温州逃荒投奔胡兰成的过程中每天发生的事；王朔在一本杂文集里写过《昆明周记》，我都觉得非常有意思。我大学时就开始写日记，现在有机会把自己的日记加游记出书，觉得也算是小小的满足。

Q：推荐一本最近在读的书。

A：鲁西迪《佛罗伦萨的神女》，写得太好了。如果上帝写作像托尔斯泰，魔鬼写作一定是像鲁西迪，故事绚烂，收放自如。我觉得外国文学还是挺厉害的，在想象力、建构、对内对外的探索方面，完全进入到了另外一种场域。我特别喜欢和阎连科老师交流，在人大的创意写作课上，他提到中国现当代作家对世界小说的外部结构的贡献几乎为零。真诚不是衡量写作的标准，我们还是不够聪明，问题意识不够强，经验的传承不够完整、延续，导致在描写很多经验的时候是很贫瘠的。

成长，消除人格上的迷惑

Q：你说在东京一年的生活改变了你许多，表现在什么方面？

A：回国之后，觉得自己发生了一些更为永久的人格上的变化。能够更加诚实地对待自己的感受和认识，学着在该谦卑的时候谦卑，在该表现出自己真正的锐利时，也不妨表现，会跟人吵架了。受到师长看似教诲其实侮辱的对待，会甩门而去。对未来也没有迷惑了。

Q：你曾经对未来的迷惑是什么？

A：像盆栽，不知道自己的可能性有多大，是按照外界的设想在生活，或为了抵抗外界的设想去生活，可能性受盆的大小限制。在日本，我把自己种在陌生的土地上，可能性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无限的。在国内，内容创业、知识付费、人们阅读习惯将会发生很大的改变、人工智能……很多时候的讨论都在渲染一种虚假的、没有人看见的恐惧并且宣称未来已经到来。这种东西，我抵抗它需要很大的力气；但我相信它，我整个人就毁了。在日本，完全没有这样的恐惧，人们还在用印章、听广播、看纸质书。在一个理性社会中，你能发现人就是趋近于理性的。日本是没有那么强时代危机感的社会，每天打开电视，就是人们在吃饭、打扫卫生、一边吃饭一边打扫卫生，非常平稳和规律，我对未来的恐惧也消失了。

Q：对自己写作上、事业发展上有什么迷惑呢？

A：在写作上我其实一直都没那么大的迷惑，我是精力比较旺盛的人。写作以外我还能做什么事？有迷惑过。现在也想做写作以外的事，但还是围绕着读书，围绕着知识以及更公益的知识传播。其他的内容变现、拍电影，我完全不感兴趣。最早的时候，我在我不该有的年龄写出了不该有的文字，大家对此表示诧异，我靠着虚荣心去维持写作。这么多年后，虚荣心提供给我的能量已经用完了。我比很多人幸运，就要负有额外的义务和责任。

Q：好像人的一生中都会经历那么一次“出走”所引发的返璞归真，你有没有想过如果这件事不是发生在现在，而是十年后，你又会是什么样的心态？

A：我不会等到十年后。这次看似是天上掉下来的一个机会，但是我怎么过这一年其实还是我在某种潜意识里帮自己规划的。我本来也可以写一些假模假式的文化观察，如发现日本是怎样的社会，但没意思。潜意识里我想要和歌德一样，觉得这样过下去不行。是突如其来的机会，但也是理所当然的蜕变。不是东京一年，也会是北欧两个月，或美国半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