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需要更多时间思考自己究竟想要什么？这种价值观是要从自己开始的，作为一个独立思考的个体开始的。

人们眼中所熟知的赖声川，是知名戏剧导演。他最脍炙人口的戏剧作品《宝岛一村》即将于6月底登陆上剧场。这亦是我们此次专访的契机。然而，我们鲜少以戏剧之外的视角，譬如一个在上海生活工作的“新上海人”的角度来了解他的生活感受，他打开世界的方式。他常常只身一人，骑着单车穿过上海的大街小巷，靠近这座城市的历史和过往。他说：“生活中的修行和艺术中的修行是并行的，你才能找到方法和智慧，实现之间的平衡。”

上海的故事

Q：骑着单车，您在上海的城市街巷发现了什么？

A：上海是一座能给我带来诸多惊喜的城市。它值得你慢慢去感受，去发掘。　我常常骑着单车，穿过上海的法租界。最近因为要收集素材，常常去大木桥路。我明显感觉这里的氛围很不一样。后来，查询历史资料发现，原来以前这里到处都是一些小工厂。我对都市记忆的保存，特别有兴趣。很可惜的是，现代人，尤其是年轻人，他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却没有足够的专注力去了解当地的历史。就好比，你自己住过的房子，这个房子之前是做什么的？这个地方有没有特别的渊源？曾经这些老房子，又是一些什么面貌的人住在这里。这里曾经发生过什么事？要知道，在上海，似乎每一栋房子里都有各种各样的故事。

Q：上海和您去过的其他城市有区别吗？

A：上海还算保留了很多老的东西。像我去宁波，我妈妈的家乡，还有无锡，觉得非常可惜，保留的老东西太少了。在当下这个时代的品位里，盖新的建筑，接受新的东西非常之快。也许，再过三五年，大家会发现，“我们干吗一定要盖那么多新的建筑？”在我父亲的家乡，江西会昌一个小镇，当地政府要把会昌变成一个戏剧小镇。这件事非常有意思，如何将一个千年老镇以一个全新的面貌呈现？这对于我来说，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Q：上海跟您的渊源很深。

A：是的。回到我自己身上，我觉得上海的故事太多了。当你看到一栋房子，甚至一个店面，你就会想到一切包含它可能发生的人和事，甚至包括那些来到上海的外来打工者。你会探究：他们和上海之间是否有着距离？他们能代表上海吗？那么，真正的上海又是什么？

真正的上海是外滩吗？是衡山路吗？是一些老上海人吗？上海的面貌太多了，它是一个很分众的地方，每个人对于上海的定义都会是不同的。

Q：那您会怎么定义上海？

A：我觉得它是一个充满了各种可能性的地方。可以说，是一个很矛盾的都市。从某一个角度上讲，它拥有了高大上的一切，但同时它对自己的理解却并不清晰。我有种感觉。我觉得上海人也有一种特别的骄傲，但是这种骄傲的矛盾点在于，人们的骄傲并不是与这座城市伟大的历史相对应的。这是我个人的观察，也可能是错的。

台北的故事

Q：那么同样是大都市，台北人对自己的理解有何不同吗？

A：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有意义，这个问题就指出了现代人的一种通病，他对所生活的城市，对过去并不好奇。这跟这些年全球化的趋势有关系；很多人宁愿在台北喝一杯星巴克，来到上海接着再喝第二杯星巴克，中间没有任何断档的不适。而对我来讲，我在台北为什么不去喝一杯最能代表“台北”的咖啡呢？我是一个“老台北”，对它的都市记忆非常强烈。现在我更多时候生活在上海，所以对台北的印象还停留于许多年前。我记得，年轻时候，我会在台北坐公车坐到熟睡。等醒来时，我仍旧闭着眼睛，可以完全凭借耳朵对声音的记忆，来判断自己身在何处。这是一种抛开了视觉体验的感官感受，是你对这座城市的了解程度。台北相比上海，太小了，但还是五脏俱全。它是一个极有意思的多元化都市。我成长中的记忆是，这种多元化是因为各处的人来到台北。但是它的多元又和上海不同。当你在上海吃一碗兰州拉面，和我年轻时候在台北吃一碗兰州拉面非常不同。它可能不叫“兰州拉面”，会叫某某家常面、家乡面。在台北，这个兰州人已经买不到家乡的食材了，他会在当地拼凑出这些材料，还原一种最像他家乡拉面的味道。　台北，更像是一个大熔炉，汇集了各地来的文化。

Q：能不能给我们举一个您身边发生的实例？

A：在永康街信义路对面，有家老邓担担面，我念大学的时候就在吃他家的面，老邓从大陆来到台湾，然后家里几代人都在经营这家面馆。你在大陆很少会看到几代人都是卖面的。现在，老邓担担面已经卖到他的第三代了，孙子的媳妇还是当地人。　这完全就是《宝岛一村》的故事，当年的眷村子弟，原本以为只是暂时落脚在这个村子，他们日夜思念祖国，思念家乡……台北就是这样，在五花八门背后有一种奇妙的贫穷。就是这种文化，让当年来自五湖四海的人汇集于此。到了现在，台北还很尊重这种多元文化。

旅行是打开世界的方式

Q：您很喜欢旅行，还因为热爱旅行，专门创作了一部戏剧《那一夜，在旅途中说相声》。旅行，在您的人生旅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A：我常常建议年轻人，多出去走走看看，你可以看到很不一样的文化，更重要的是可以了解不同观点和不同的生活方式。我在美国奥勒冈州做《暗恋桃花源》巡演，带了几个助理过去，在当地待了一两个月。在一个小镇的街道上，我当场就追问我的学生：在美国到底看什么？你到底懂不懂美国？学生们匪夷所思，反过来问我。　我说，你现在看，这么漂亮的一条街，每一个人就是一栋房子，他们的空间那么大。你要去想，他们是哪里来的？为什么会长成这样？这个小镇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会有一个莎士比亚戏剧节？当全世界的人都聚集于此时，城镇的秩序如何维护？我会让他们先做思考。

Q：这似乎又回到我们最开始的对话。人需要追问历史，追问我们从哪里来？

A：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缺乏深度思考。太多理所当然。因为生活越来越富裕，就会觉得一切理所当然。　在上海，你可以过着跟纽约相类似的生活，你也可以过着一种很中国式的生活。我不是历史学者，但是应该有一个名词可以诠释，改革开放初期的一种生活形态，一直延续到今天。这中间有一整代人，就是现在做爷爷奶奶的这代人，太少人去记录他们，他们的人生是什么？问他们喜欢什么，他们会说希望儿女健健康康。问他们，那你自己喜欢什么？他们答不出来。　连问他们喜欢哪种茶，他们会说，最便宜最好。他们没有生活。没有生活，哪来艺术？

Q：相对于父辈们不太懂生活，而现在的年轻一代迎来了分水岭，他们接受多元生活方式，也对生活方式的选择更有主见。还有一些人开始远离城市喧嚣，过上退隐乡村、返朴自然的生活。

A：在台湾，大概在上世纪90年代，就拥有这样的趋势。这种现象，就是一种反金钱文化、反物质文化的潮流。我非常赞成，但我只能用我的兴趣去影响周围的人。我不能去说教，但是你会不会被我影响？到后来，我们讨论的就是，对于人生，什么才是最重要的？今年我的儿童剧《蓝马》，就想用温和的方式告诉大家，什么才是对孩子好。这也是当下的一种社会现象，父母以其爱的方式强加于孩子身上，进而产生强大的压迫感和冷暴力。这种社会的价值观下，强迫孩子们进某个名校，赢在起跑线上。现在还没办法证明，这些孩子究竟得到快乐了吗？这些选择是否对他们最好。所以，谈到价值观，如果父母自己还没有建立足够稳定的价值观，这种不稳定就会传递给下一代。 

人生的终极目的

Q：许多年前，您还会时不时去尼泊尔闭关。闭关修行是否也让您自己找到了人生答案？

A：当然，这一点很重要。人去闭关内修，就是要给自己一些限制，让你真正地去关照你自己，去关照内心，寻找你自己想要什么？在我们的生活中，充满了喧嚣和各种干扰，我们常常已经不是自己。如果你能静下来去想，去思考，会发现大多时候，你的所有行为都是跟随着风潮。讲真，看看20年前你穿的什么衣服？现在看来，怎么那么蹩脚。但是当年那就是潮流。可能明年它又绕回来。我年轻的时候，流行穿喇叭裤，喇叭裤还讲究穿几寸的。11寸是小喇叭，14寸是大喇叭。有一天，突然听到有人穿17寸喇叭裤，那已经像穿了两条裙子。所有人都要穿，都要买。现在也是一样，所有人都要进什么学校，去学什么培训班。可能五年十年之后，我们会感慨，浪费了下一代的时间。他们需要更多时间思考自己究竟想要什么？这种价值观是要从自己开始的，作为一个独立思考的个体开始的。 

Q：您以前说过，原来年轻时候觉得自己的人生是一个大写的A（Art），艺术高过一切。为什么年老了，反而发现生活远远大过艺术？如何悟道？

A：年轻的时候，不懂，就会觉得艺术最大。当你成为艺术家之后，你的生活是在艺术的下端。我原以为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即便私生活一塌糊涂，只要他做出来的东西是伟大的，是造福全人类的，他就好像拿了一个执照，可以在生活中闯各种祸，没关系，大家会谅解他。慢慢地，我学到这里头的关系不是这样的。你的生活怎么样，你的艺术才会怎样，反而变成你在生活中的学习。我回想起和侯孝贤导演的一段对话，那时，电影《侏罗纪公园》刚出来，他说侏罗纪太简单了。他对我说：“你知道吗？我现在什么都可以拍，但问题是我要拍什么？”这句话就充分说明了艺术和人生之间的关系。到底什么是最重要的？他的言外之意，技术可以实现任何想拍的题材，但是究竟什么是值得说的呢？这其实并不单是艺术的题目，而是生活中的题目。我在创意学上一直强调这一点，生活中的修行和艺术中的修行是并行的，你才能找到方法和智慧，实现之间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