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常发现许多描绘现实的纯文学作品确实把现实与人性写得极其深刻，但是没有一个可以抓住普通读者的故事核，往往流于生活本身。毕竟小说是要虚构的，说故事才是小说的原始功能。

生活周刊×蔡骏

悬疑的假想与真实

在日本，推理小说被分为名目清晰的两派：本格派和社会派。前者重解谜，出现过很多精彩的密室设置佳作；后者重社会问题，罪案是时代的反映，受害人、加害人等各方人物及其家属的心理描写都较为侧重。而在中文语境下的类型小说里，“推理”不常被提及，取而代之地，我们提“悬疑”。悬疑小说不太跟逻辑思维有关，更多和心理悬念、惊悚、灵异有关，你得到的只是一个开头。 

悬疑的展开范畴和最终主题往往比事件本身更大，例如希区柯克的电影。蔡骏22岁开始发表小说，此后连续9年保持着中国悬疑小说最高畅销纪录，被誉为“中国悬疑第一人”、“中国的斯蒂芬•金”。作为一个擅长制造恐怖氛围的传统派悬疑作家，蔡骏知识渊博，翻翻他的微博，你会看到他大谈赛博朋克、古埃及神话里的异形人等写作元素。而从《谋杀似水年华》开始，蔡骏的写作似乎开始偏向社会派推理中的那一份人情。 

《谋杀似水年华》说的是即将新婚的都市女白领整理父亲的遗物，不料却身陷一桩十余年前无疾而终的神秘凶案。蔡骏钟情于这种通过追溯往日来赎罪的情节。他相信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也有个说法，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会付出很多代价。但代价不是当时体现出来的，可能是十年、二十年后体现的，由下一代人背负。”在新书《宛如昨日：生存游戏》中，这个代价以常州外国语学校毒地案的形式展现，将环境污染与事故的隐瞒作为小说的犯罪背景。 

说故事是小说的原始功能，而在故事之外，或许还有另一种这样的责任功能，即便在悬疑小说里也是。 

游戏，记忆和工具

Q：为什么会想到在新书里加入游戏元素？

A：当时的灵感其实很简单，就是从人的心理层面出发，每个人都有这种渴望，能够重温人生经历过的所有细节，而我觉得理论上我们的脑子是会记得的，只是像橡皮擦一样被擦淡了，但印记会永远留下来。这个游戏不是现在能玩的那些游戏，是我自己设想的、带有VR功能的游戏。既是一种游戏，又是一种记忆的工具。

Q：让人联想到《三体》里的游戏。

A：某种程度、功能上来说，是近似的，都是找到过去的真相，涉及重要的破案线索。这部小说在构思初期最先想到的就是“宛如昨日”这个点，如何找回生命当中所有的记忆？如何去实现这个可能性？幻想的元素在之后的创作中可能还会以不同的方式表现，VR、科幻、心理等，都只是一种表现方法。

Q：游戏的加入对你的文风有没有影响？

A：从大的写作布局上来说，没有什么大的影响，在文字的表现力上会更加有激情、想象力，感染力更强更超脱一些，更多隐喻、符号、密码。

Q：像是英剧《黑镜》也是讲用游戏装置来逼出自己内心最深的恐惧，但它画风比较暗黑。你对记忆和人性是持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态度？

A：2015年夏天，我就写过《宛如昨日的一夜》短篇，发表在《科幻世界》杂志上。后来觉得这个小说延展的空间很大，因为当中写到了科幻设备，所以在2016年初又把它写成长篇《宛如昨日》，写完又觉得只有这一个科幻故事还不够，做了很大的修改，加入了一个罪案故事，把主线变成破案故事。原本的版本里是突出了你说的这一点的，但修改为罪案故事以后，淡化了这部分的描写。人性必然是两面的，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如果我们回望过去的人生，必然会同时出现这两种情绪，喜忧参半。

Q：如果是你自己去玩这一科幻设备，你想看到、或想起的是阅读、写作生涯中的哪些瞬间？ 

A：上一部《最漫长的那一夜》里的一大半内容都真实发生过。如《麻辣烫的珂赛特眼泪一夜》里提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版本的《悲惨世界》，那时我在上海市北苏州路小学读书，常住外婆家，就是《老闺蜜的秘密一夜》里天潼路799弄的旧房子，至今记忆里还有那个小阁楼。在我们长大成人的这些岁月里，我眼睁睁看着自己住过的家、读过的小学和中学、工作过的地点被一一拆除。记忆中的一切面目全非，我们是没有故乡的一代人，或者故乡已成他乡。可以回忆的太多太多了。

往事，成长和情怀

Q：你在悬疑犯罪中加入社会问题，是不是你有意的一种关怀？

A：是的，最近几年我一直都在思考并实践这个问题。因为光有犯罪与悬疑是不够的，而光有现实也是不够的。我常常发现许多描绘现实的纯文学作品确实把现实与人性写得极其深刻，但是没有一个可以抓住普通读者的故事核，往往流于生活本身。毕竟小说是要虚构的，说故事才是小说的原始功能。所以，我要把悬疑犯罪与社会现实结合在一起，就像日本的松本清张、东野圭吾长期以来一直做的那样。文学除了现实还要有想象力，哪怕是现实主义文学，也要有想象力。同样的道理，类型小说可以天马行空，但也可以直面现实。我的书架上有一本马尔克斯的《梦中的欢快葬礼和十二个异乡故事》，几乎篇篇我都很喜欢，里头有现实，也有臆想，这是我的审美。

Q：将环境污染与事故的隐瞒作为本书中犯罪故事的背景，是否就是这种类型？

A：是的，但更深层次上不是污染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转型期的问题。八十年代初有伤痕文学，因为这种伤痕影响到那一代人。每一个剧烈变幻的时代都有会影响到下一个时代人的伤痕。比如九十年代的下岗、贫富分化、环境污染，甚至包括今天的雾霾。

Q：不怕这种做法很容易变成简单地打“情怀牌”吗？

A：情怀是必须要有的，就看怎么与故事平衡，怎么去设计人物关系，我设计的就是救赎，十八九岁的女孩子在案件的过程中既代表自己也讲上一代的故事。有时候情怀可以埋藏得很深，就像海明威的“冰山理论”。所有作家都有情怀，但必须在故事的基础之上去表现，不能超出故事。当然，偶尔抒情一下也无可厚非，这甚至是十九世纪文学的传统。

Q：金宇澄前阵子有本新书《回望》，是用非虚构的方式整理父辈记忆。在回望记忆这个主题上，你认为悬疑小说也能达到非虚构那样的力量吗？

A：很巧，《回望》刚出版时，金老师还给我送了一本签名书，我珍藏着呢。其实，金老师是《最漫长的那一夜》系列小说的第一个读者，也是他第一个在文学期刊上发表了那些小说，并且给了我许多赞赏和鼓励，我至今非常感激。《回望》里的许多内容，都对我以后可能要写的历史小说有所帮助。虚构与非虚构是两种不同的力量，彼此都无法取代，但我在近几年的创作中，始终在追求虚构与非虚构的融合。

Q：就像你说过《我的名字叫红》这种既有历史背景又有破案内容的“超综合类型小说”是你一直追求的目标。

A：说《我的名字叫红》是一部“超综合类型小说”，是因为很难把它归入哪一种类型，历史、悬疑推理、爱情，都有。巴尔扎克说“小说是民族的秘史”，而《我的名字叫红》就是一部土耳其民族在其最兴旺时期的秘史，打开这部秘史的钥匙就是伊斯兰细密画艺术——小说中几个主要人物都是细密画家，故事围绕画家之间的杀人案展开。画家们艺术见解上的分歧，同时也是不同的人生哲学分歧。我已经有了明确的计划，有许多故事储备，我会在明年重点进入这一块的创作，也可以算是我的创作生涯中最大的一个变化。

类型小说就是把一种工匠活做到极致

Q：单说悬疑的话，你的启蒙是？

A：我要感谢两个男人。一个是日本作家铃木光司。我看了《午夜凶铃》，读了原著小说中文版，我还是更喜欢原著。铃木光司的语言秉承了日本文学一贯细腻感性的传统，字里行间不断凸显人物的内心矛盾。之后又看了后面的三部，他成了我心目中日本最好的通俗小说家，甚至感觉他的作品已远远超出通俗小说的意义。那年我就和网友打赌，说也能写出像《午夜凶铃》一样的小说，2002年便出版了《病毒》，这时我发现自己有写长篇类型小说的才能，之后就一直笔耕不辍。另一个就是斯蒂芬·金，　《肖申克的救赎》、《宠物公墓》、《死亡区域》、《绿里奇迹》等，他对我的影响更集中在精神领域，他的意识形态与我非常相像，喜欢与讨厌共同的人。

Q：你是做过上班族的，职业写作的觉醒是在何时？

A：我工作得很早，十九岁就在事业单位上班了，每天上班下班简单重复，很少跟同事们说话，因为几乎没什么共同语言。从十八岁到二十岁，我只要不上班就待在家里，每星期悄悄写三首诗，至今看来虽幼稚而拙劣，却是一个特别的青春期。2000年，我开始上网尝试把最初写的小说贴到当年最热的“榕树下”　网站，到2005年，我一年里写小说挣来的版税已经是单位发给我工资的几十倍。我喜欢写作，在这个世界里我感觉自己无所不能。我说过，文学是一种无形而强大的力量，文学能让我击败所有磨难，也能让我的内心变得坚不可摧。

Q：说到你也写诗，就想问有人觉得悬疑小说是种比较“快消”的文学，看的时候很过瘾，但看过就忘了，没严肃文学有意义。

A：文字从来没有高低贵贱，只是追求不同罢了。对我来说，只有我看得下去和看不下去的小说。类型小说追求的目标很简单，好看。但是要达到这个目标，实际操作起来却不容易。有时候，写作需要一种匠人精神，类型小说就是把一种工匠活做到极致，如果在这个基础上，能够有结构和人物上的创新、主题上的突破，那就是大师了。

《宛如昨日：生存游戏》

作者：蔡骏

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

自2002年出版首部作品　《病毒》以来，蔡骏一直尝试不同风格的悬疑写作。暌违多年的新长篇打出了“游戏幻想”的title，他将目光投注到时下大热的科幻、游戏领域，构想出了一个能回忆起一生所见的VR设备，从中一窥罪案的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