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人倾向于记录更少、更短、不太复杂的自我叙事。亚洲的自传写作仍然涓涓细流，惯常是温和低调的，关注典型与和谐。西方人的自我叙事往往更为线性，以特定的、戏剧性的、一次性的事件为特色。

探索身份的典型与非典型

翻看任碧莲出版的小说，其核心议题惊人地一以贯之，少见她写其他主题的尝试。1991年，获得纽约时报年度图书奖的长篇小说《典型的美国佬》讲的是20世纪30年代，3个中国知识分子怀揣着梦想来到美国，经历了迷惘、挣扎与绝望后逐渐融入当地社会的故事；1997年《莫娜在希望之乡》的主角张莫娜也是20世纪40年代末随家人移居美国的，她追求上进，从“闯祸精”变成“社交能手”；《谁是爱尔兰人》是一本短篇小说集，集结了《同日生》《邓肯在中国教英语》《在美国社会》等8部短篇，无不以华裔为叙述主体……

从一种文化跨越到另一种文化时的惊讶、陌生，到融合对垒保持自我间的阵痛与美好，任碧莲对这一话题的偏爱不是没有理由的，就像所有那些故事里隐隐透出的家族自传气息，她本人就始终在探索身份的路上。 

任碧莲的父亲出生于江苏宜兴，是一名水利工程师。1940年代，他被派往美国与美军洽谈合作事宜，而母亲则在当时留学海外。之后时局激变，这个从未想过会与中国隔绝的家庭从此滞留在了美国。任碧莲1956年生于纽约长岛，1977年从哈佛大学毕业，获得英语文学学士学位。在斯坦福商学院进修的第二年她曾终止自己的学业，“回到”了陌生又熟悉的中国，在中国各地的教书经历从80年代一直持续至今。期间她亲身感到了中美文化的差异，双方对这种不同却有不完整的想象。任碧莲完全不会中文，采访过程中她用的是“irritate”一词来形容那时激发写作的初心——“我觉得我有必要说些什么。”而就算直到如今，谁也仍然说不清典型的美国人、典型的他国人应该是什么样，这种讨论仍然是必要的存在。 

Qa 生活周刊×任碧莲

自传中的自我认知

Q：很好奇新书的名字，《老虎写作》是什么含义？

A：因为“虎妈”这个词，“tiger”在美国就等同于中国人了，渐渐走向了一个负面的含义。但实际上，中国这几年已经变化了，我想试着理清。

Q：之前写的都是小说，是通过故事来展现东西方文化差异，这次新书是讲东西方艺术作品中的自我，所以这本书主要是讲艺术的？

A：不是单个人决定了某国文化的艺术是什么样的，我重构艺术的尝试。比如，去探讨什么是艺术，是怎样的人在想在那些主宰了艺术的东西背后，也是某种文化差异。艺术这个领域对我来说是狭窄的，这本书仍然是一次洞见文化、决定、创作艺术。

Q：这本书的缘起是你读了父亲写的自传，有什么感受？

A：他是个工程师，不是个好的写作者，但他想写点自己少年时期的事情。他给我看了几封邮件，我感觉相当困惑。因为我在西方出生、长大，我接受到的教育让我已经习惯了自传是某种样子的，他写的完全不符合我的既定认识。但他是思维很好的人，所以我想，问题就在这，肯定有别的因素导致了这样的情况。

Q：他到底写了什么，怎么写的？

A：比如写到曾祖父时，西方的自传通常会描述外貌、个性或品位，以此来表达某个人物的独特性和重要性，但我父亲却用惊人的篇幅和细节描述曾祖父的家族宅邸，甚至过分关注门的数量。在具体描述任何人之前，他首先通过描述建筑架构或居住环境来诠释他所在的世界的结构。他一直都在讲自己的“祖上”如何如何，写了很多在宜兴的童年生活、那时候的家族谱系、重要事件，但直接提及他自己的部分却相当少。 

Q：除了你父亲的自传，还有哪些经典东西方文学作品给过你这样的感受？你会怎么解释这其中呈现出的两种自我？

A：我概括为美国占主导地位的独立自主的、个人主义的自我，和东方（包括中国）占主导地位的相互依存的、集体主义的自我。前者强调独特性，通过诸如特点、能力、价值和偏好等固有属性来定义自身，往往孤立地看待事物；后者强调共性，通过地位、角色、忠诚和义务来定义自身，往往透过背景看待事物。像是爱默生与孔子之间的抗争，前者在真理内部发现意义，权利和自我表达对其至关重要；后者在从属关系、责任和自我奉献中发现意义。我觉得《战争与和平》是一部巧妙融合了这两点的作品，在俄罗斯确实也是这样的社会状况。

Q：你怎么想到用心理学的方法，包括去拜访一些研究人员的实验来阐释这个问题？

A：这本书的诞生有些因素是同时的、偶然的。我读完父亲的自传后，就注意到相关研究刚好完成。这两件事的共通点都是研究自我、“自我”讲故事的方式和东西方人架构故事的方式。其中，康奈尔大学心理学家王琦是研究自我建构差异的，她也是中国移民过来的，我不认为这是个巧合。他们做过个实验，要求学校的亚裔和欧裔美国本科生写一周日记，一周结束后，研究人员对他们进行突击测验，结果是：不管这些亚裔美国学生成绩多棒，一旦测试内容涉及有关自身生活的时候，分数都在班里排倒数——他们太以他人为中心了，在日记中记录自己是一件很吃力的事情。而欧裔美国学生从小就十分珍惜他们作为个体的独特性，往往能讲述与自己有关的篇幅极长的故事，他们不吝惜赞美自己的独特之处。

Q：这个结果对文学研究有什么帮助？我们可以怎么应用这个结论？

A：亚洲人倾向于记录更少、更短、不太复杂的自我叙事。亚洲的自传写作仍然涓涓细流，惯常是温和低调的，关注典型与和谐，包括“在夏天，我们白天睡觉，晚上做事”之类的更一般性的记忆；西方人的自我叙事往往更为线性，以特定的、戏剧性的、一次性的事件为特色。但我并不认为你可以真的应用这些发现。我希望读者认同这本书的是，在看待来自其他文化的作品时，能够变得更谦卑一点。我完全没有说哪一方的文学更好的意思，我只是认为，当你看向两边的时候，你得看进去不同的文化。自传、小说，如此不同都是因为文化不同。

我的独立和责任

Q：那你自己呢？你在美国出生长大，深受西方文化影响，有没有东方文化的痕迹？

A：《老虎写作》从读了父亲的自传开始，但同时我也回头看了自己写过的书。我也很惊讶，亚洲文化影响我有多深。比如我第一部小说《典型的美国佬》的主角，他比其他人物角色要“大”一些，不是全是他一个人的故事，在很多方面这都是一个群戏故事。你就能看到，我在渐渐适应讲一个格局更广阔、包含更多人的故事，这就是东方文化的相互依存型自我。　从中国吸收的吗？人们还总是问我，这故事是开心的还是悲伤的？我都说，是开心和悲伤的。我喜欢复杂的滋味，喜欢甜蜜和痛苦并存，不然我会觉得无趣，好像是一种当然的本能。 

Q：除了写作与研究，生活中有没有小事也让你感受到这个问题？

A：当然是家庭层面了。很多时候，我都表现得很西方。我从不告诉我的孩子们要学医还是学法。相反，我只跟他们说一件事，就是玩得开心。有时反而是他们说SAT要考试了，不能玩了。但另一方面，如果你问我，是否认为对社会做出贡献是有必要的？当然。我认为他们需要回馈，社会责任很重要，这是很东方的一面。我在中间。

Q：你指出了两种文化中的自我，你认为它们能否融合，还是很鲜明地对立？

A：我认为每个人体内都有这两种自我。就像左撇子和右撇子，你实际上两只手都会用，只是在一些环境下，你倾向于选择某一边。这是自我调适的。我仍然有亚洲文化的痕迹，这部分的我是无法抹去的。当两种文化对照，人们却总是倾向于拒绝另一方，我认为这不健康。

Q：你在中国教书这么多年，发现什么变化？

A：我在北师大教过文学，在香港教过写作，现在在上海纽约大学，教过很多次，每次都一学期。最开始80年代，在山东的煤炭学校教英语，那时的学生只想学英语，大都关注如何挣钱、为国家效力。一个我最大胆的女学生，穿了一双有点高跟的凉鞋，化点妆，已经是很轰动的事情了。没有网络，没有购物。当然现在变化太多了。然而，高楼林立等表面的变化下，我认为从根基上，很多东西没有改变那么多，还是因为文化的根性。

Q：在本书序言里，你提到一个故事。当被问及为什么写作，一个中国作家说，可以不用出门就谋生。对你来说，为什么写作？能仅为自己的志趣写作吗，还是得为了一个更大的什么而写作？其实这也是个人主义的自我和集体主义的自我的问题。

A：我认为没有答案，每个人有他的选择。但对我来说，我有出版人，我被给予了麦克风，我还是一个跨文化作家的身份，人们在看着，所以我感觉我有责任。有麦克风的人就有责任，责任会大于自由，虽然不是所有人都会同意这点。就像你在街上，遇到一起意外，如果你有一部手机，你就该打那个电话，因为你有手机。

Q：你的每部书都探讨身份与文化差异的话题，在写作生涯的最初，是什么让你决定深耕于此？

A：我从没设定我要写什么主题。最开始是我看到很多对亚洲文化的描述，我不认同，相当于有点被激怒、激发了，我觉得我得说些什么。我来过中国，我看过中国什么样，我知道美国人没get到。当然反过来也一样。我看过两边，我就来告诉你们。书是讲东西方文化差异的，更是讲身份的，如何成人的。文化的本质是你吸收，然后自然地展现出来。但问题就来了，当你认为自己是自然的，不属于你所在的文化的人你就觉得不自然了。谁要是认为自己的文化是世界的，那肯定是错的。这是给每个人的巨大命题，是看世界的一个很有趣的角度。

Q：美国的读者看过你的书后，是否在想法上真有改观？

A：第一本书出来后，还会有人问：“什么是典型的美国人？”现在没人这么问了。我非常自豪，我处在这场讨论之中。我想改变“什么是典型的美国人”的传统观念。不只是我，或许20年后，这样的讨论已经变了，或更多的讨论加入进来。能有个声音去讨论，很荣幸。

Q：写虚构和非虚构作品的不同在哪里？

A：很惊讶，没你想象的那么不同。小说是场巨大的历险，一旦开始，我不知道边界在哪里。我不写大纲，但对非虚构作品，我也这样，所以还是有很多乐趣，甚至更多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