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边的中国》是曹锦清老师二入中原，根据自下而上、由内而外的观察视角，将老师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记录下来而完成的。其展示了改革开放近二十年在中原地区的风土人情和社会变迁。这部类似游记的书籍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各个层面的社会面貌，主要围绕农民的矛盾与问题展开，试图探讨其深层次的社会心理与社会管理存在的问题。曹老师解答了许多问题的同时也留下了众多让人深思的问题，尽管当时考察的是近二十年前的中国社会，但许多问题至今尚未解决，并且仍需时间的检验与修正。

曹老师在书中反复提到，并且针对许多的社会现实给出的解释都是：“缺乏协商与合作的精神和能力，是中国农民和农村的一大问题”、“中国农民历来善分，分到家庭而后止，从来不善于在平等协商基础上进行各种形式的联合”，但是为什么中国农民就是缺乏这种平等协商的精神和能力呢？为什么中国农民那么喜欢并且善于分而非合呢？《论语》中也提到中国人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中国农民寻求平均、而非通过合作来达到更远的目标与利益诉求。这种心理或者称之为小农意识究竟是如何生根发芽的呢？

与西方蓝色的海洋文明相对应，中华民族发源于黄河长江流域，我们以黄色的农耕文明著称。这种以家庭为生产和消费单位，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严重依赖土地和水源的供给，逐渐培育出了中国农民安土重迁的社会性格。以自然地理作为影响生活水平的主要条件，其对特定区域内的影响基本上一致的，即无论是雨季或者是干旱，对于每户农民的造成的影响都是一样的，而又由于安土重迁，流动较少，在同一区域内的农民对事物的看法常常局限于本地区，其中也受到传统的影响，所以农民的主观能动性较差，对于气候等变化做出的反应也趋向一致。其次，在古代的农业生产中，中国农民分享阳光、水源等资源，过着差别不大的安稳且有序的生活。也许正是由于这种生活方式的长期积累，使中国农民习惯于这种“平均”的生活。开封有句老话，“货比货，该扔；人比人，该死”，就是打破原始这种平衡的表现。再次，小农经济的生产只需要一个家庭的劳动供给，即常说的男耕女织的生产形态。技术水平也不要求各个家庭的联合生产，每个家庭就能做到自给自足，这种独立的发展与演变也许是造成中国农民不善于合作的原因之一。小农意识有时又似乎是一个贬义词，用于形容中国农民的目光短浅，的确，不善于合作就是这一表现。农业的生产与提高是重视经验的作用，而这种经验不是通过合作得来的，而是每个个体的直接生活积累。与西方商业发展的要求不同，其利润的提高是必须经过与人合作和协商这一途径的。这种激励的不同也加深了不需合作的社会共识。

这是从社会经济角度提出简单的一些看法，由此可见，中国独特的大河文明是造成中国农民小农意识的根源。自然还有各种原因促成这一心态的巩固，如历代统治者的统治政策和措施，儒家文化的引导等。简而言之，中国农民在现有的经济基础上基本没有考虑过合作与协商的必要性。

但是，即使有这个意愿，也缺乏相应的素质与能力来实现合作，其原因也可归结到小农经济的基础，因此即使在过去还是现在都需要一个所谓的能人来科学管理中国农民，克服不善合作的缺点。这个科学管理的要求就是与中国农民的社会心理和文化、礼仪习俗相联系，否则管理就是一句空话。但是如何产生德才兼备的带头人，这一问题现在仍没有办法体制化与规范化，却值得重视与改进。

中国农民的社会心理：不善合作、追求平均是长期积淀下来的，因此盲目引进西方的管理理论来解决中国问题是不现实的，也没有必要来掩饰这一缺点的存在，关键是如果利用小农意识中的其他要素，如重情重义等，来弥补这一缺点付出的代价。这条路是任重道远的，基于中国国情的复杂变化，但我们需要怀抱信心，毕竟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千里之行始于足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