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本报讯 全国政协委员、瑞金医院骨科主任张伟滨是医疗界别的委员。作为一名新委员，在去年的全国两会上，他关注了医药科技成果转化、分级诊疗等话题。还提交了一份《破除四个困境，促进医药科技成果转化》的提案，得到了有关部门的积极回应。

不少医疗从业者心有顾虑

在和同行们聊天的过程中，他得知医生们普遍都对医药科技成果转化的流程不太熟悉，大家还心存疑虑，“如果有成果了到底算职务发明，还是属于个人发明。万一闹出纠纷甚至官司，岂非得不偿失？” 还有的则称，希望科研心血变成有用的产品，但自己不熟悉相关程序。

张伟滨介绍说，以瑞金医院为例，如果有医药科技成果转化的收益，80%都归给个人，这极大地激发了医务人员的积极性。此外，他所在的医院还成立了专门的从事医疗科技成果转化的机构。“比如有的成果很值钱的，值100万元，但有的医务人员不懂只开价10万元。这个机构可以帮助医务人员估价、谈判效益分成等。”

在调研过程中，张伟滨发现，尽管每年有许多科研成果，发表无数论文，但真正能转化成产品的科技成果少之又少。与此同时，行业中不乏还是有一些成果，比如医疗器械、新药研发、检测仪器、试剂等等。“比如一些有想法的一线的医务人员发现现有的手术技术不太理想，创新了改良的方法，之后找到厂家生产产品后上市，还有的在研究过程中发现新的疾病治疗靶点，和药厂合作做原研药。”

缺乏操作“导航灯”

在张伟滨看来，医药科技成果转化关乎健康民生、又可带动生物医药产业发展。但医药科技成果转化难度更大、要求更严、审批流程更长。目前，医学医药领域的科技成果转化普遍存在四个现实困境，亟待制定针对性改进策略。

他指出，公立医院在转化关键环节无据可依。科创人员普遍缺乏成果转化操作“导航灯”。以最重要的价值评估为例，2019年《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将科技成果转化程序彻底放权给单位，转让、许可或者作价投资都由单位自行决定和议价，转化收入全部归属单位。但公立医院无形资产管理涉及后勤、信息、财务、资产管理以及科教等多个部门，难以综合定价，导致公立医院在成果转化的关键环节缺少依据，难以适用。

“这就导致科创人员担心造成国有资产流失，不敢转。”张伟滨指出，当前，科创部门出台了支持成果转化新政，但财政、审计、纪检等部门仍按旧标准执行，科创人员和管理者担心成果转化触发财务风险。2006年财政部发布的《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中，“要求核定价值量”的规定仍在生效。现实中，由于生物医药行业有长周期、高风险的特点，权威定价体系未形成，因此，大量前景不明的医学成果，估值时不确定性大，一旦后期实际市值高，极可能在事后审计中，被认定“造成国有资产流失”。

他还指出，我国大部分高校、医院缺乏医学研究成果的专业转化团队。高水平公立医院医生承担着繁重的医疗、科研任务，缺乏额外时间和精力去成果转化。而科研成果转化所涉流程复杂，包括专利申请、价值评估、寻找对接企业并开展价格/合同/法律谈判等工作，迫切需要一支专业团队在早期即介入，全程推进转化进程。

“科技成果转化有三种方式：技术转让、技术许可和作价入股投资。”张伟滨介绍说，前两种方式流程简单，但往往不适合高水平医学成果转化。作价投资方式流程相对复杂，但更适合医学成果转化，国有资产流失风险也小。虽然国家早有政策鼓励，但应用极少，上海2020年仅有个位数。其原因，一是当前政策不允许医生占有企业股份，2012年人社部和原监察部联合颁布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明确：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不得从事、参与经营类活动或兼任职务领取报酬；二是各地公立医院也多有“不允许医院以代持方式成为股东”的规定；三是医院作价入股存在监管风险，医生研究成果最终会形成产品进入医院使用，如何避免既做“运动员”又做“裁判员”，需要更完善的政策规章。

厘清模糊地带

张伟滨建议，国家多部门联合完善政策，保障转化有据可循。这是因为医学成果转化的环节众多、流程复杂，科创人员若在没有具体操作依据的情况下进行转化，很可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踩到“红线”。需要统筹多部门制定政策，厘清政策模糊地带，共同商定免责条款，共同划定转化过程中的“红线”。可借鉴华西等医院转化经验，明确转化规章，打通政策落地的最后一百米。

他还建议依托高校组建专职辅助转化团队，提高转化效率。“高校成果转化体量大，且高水平医院大多是高校附属医院，也是临床验证和转化应用的主要基地。转化辅助团队设在高校服务能更好沟通上下游、辐射学校/附属医院及科研院所。高校应成为专职辅助转化人才集聚的场所。”

“建议政府加大力度畅通相关渠道，清除影响作价投资方式落地的规则阻碍，打通产学研创新链条，推进医药科技成果转化。”张伟滨告诉记者，在提交了相关提案后，有关部门给予他答复，上海已经有相关政策，从去年开始开展大力度宣传，希望引起医疗从业者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