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过愚园路上各种时尚百货公司、工作室，在愚园路岐山村弄堂尽头，“上海宽紧带厂”的牌子仿佛让人坐上了时光机，穿越回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工厂的掌门人叫陶勇，这名50后曾是厂里团支部书记，带领青年工人开展劳动竞赛，成为厂长后，受到路易·艾黎“努力干、一起干”工合精神的影响，他和职工一起适应体制改革，融入市场经济。如今，他又成为路易·艾黎故居的守护人，要将愚园路上这栋名人故居的故事，告诉更多青少年。

青年报记者　周胜洁

磨炼了几年后，他成为了厂里的团支部书记。“当时厂里青年学习热情很高，都很想成为新长征突击手。业余时间一起跳青年圆舞曲，也成为交友活动的另一种载体了。”

拐进愚园路上的岐山村，大步走到弄堂尽头，一座小楼，石牌上刻着“上海宽紧带厂”，进门踏上陡峭的木质楼梯，两楼便是上海宽紧带厂的办公室。

“陶勇，有人找。”中年爷叔大声一唤，陶勇便从他独立办公室门后探出头来。

这位上海宽紧带厂的厂长，前段时间体验了一次当“网红”的感觉。配合愚园路整体改造，一群时尚的青年走进愚园路，开启了“素人改造计划”，他们寻了8名在愚园路上为美好生活而努力的普通人，设计全新造型，让每个普通人有型有款，陶勇是其中之一。

形象改造后，陶勇穿上休闲夹克，戴上礼帽，呈现出老克勒的别样气质，看过照片的居民们都夸赞他“特时髦了。”

陶勇与愚园路结缘30余年，当1987年上海宽紧带厂的生产车间搬到了愚园路上的岐山村后，陶勇就没有离开过愚园路。

“上海宽紧带厂厂长”的身份，陶勇一担也是30余年。这个建于1924年的工厂，原是上海纺织控股集团公司及上海申达集团领导下的全民所有制小型企业，陶勇与工厂一起经历了计划经济、市场经济、纺织行业大改革等大事件。

刚被分配进宽紧带厂时，陶勇只有19岁。跟着比他年长10多岁的师傅学习，做起了车间最普通的挡车工。6个月后，他有机会调进精工车间当保全工。

这是一个有技术含量的岗位，为此陶勇读夜校，认识各种车工刀具，学机械制图，学短文写作，从各方面提升自己的技能。

从小就是“孩子王”的陶勇积极上进，进厂时就是共青团员，磨炼了几年后，他成为了厂里的团支部书记。厂里100多号人，有一半是青年。抓革命、促生产，鼓励青年职工岗位建功成为陶勇开展工作的支点。

开展劳动技能竞赛，争当状元，努力让成品“万米无疵带”。挡车工、机修工、整理工，不同工种的青年都充满了干劲。

生产力有提高，技术革新更重要。他又开始带头开展起小改小革，为编织机厂生产的机器增设了停筋装置，更利于编织织带。

鼓励青年读夜校，在厂里设立学习小组，组织青年打乒乓、游泳，身为团支部书记的陶勇既考虑激发青年的学习能动性，也考虑让青年的业余生活丰富多彩。“当时厂里青年学习热情很高，都很想成为新长征突击手。业余时间一起跳青年圆舞曲，也成为交友活动的另一种载体了。”

员工们再也不能有“大家同吃大锅饭”的想法了，要让他们和企业同舟共济，更需要有“努力干、一起干”的精神。陶勇开始带头“跑市场”，丝毫不会有“厂长”这层身份顾虑。

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职工下岗危机，上世纪90年代，当这些成为关键词时，也让陶勇一度没了方向。

彼时的陶勇已经完成了大学进修、借调纺织局、其他工厂担任负责人等历练，成为了上海宽紧带厂的厂长。大变革下，工厂已经成为上海市第一批国有小企业转制为股份合作制的试点单位，但改制后的局面十分严峻。

计划经济时候，原来的内外贸订单都由公司计划科每月每季下达，用不着找市场，要发职工工资时也向上级财务科划拨发放。但后来，企业几百万的流动资金也从拨款转为贷款，业务订单都需要自己寻客户、找市场、接订单、核成本。对于刚跨出老体制的企业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挑战与考验。

要适应，就要尽快转变。陶勇将目光投向了义乌市场，开始带头“跑市场”，跑得最勤的时候一个月去四次义乌，摆摊卖产品，招揽生意时他丝毫不会有“厂长”这层身份顾虑，内心焦虑的他把推销产品放在第一位，只要产品有销路，能够对接更多企业，他就可以成为厂里的第一销售员。

市场经济需要人才，更要激发职工的积极性。陶勇已经意识到，员工们再也不能有“大家同吃大锅饭”的想法了，要让他们和企业同舟共济，更需要有“努力干、一起干”的精神。

在企业改制并属地长宁后，陶勇启用厂长基金，在全厂技术、销售人员中提出开展“比销售、比创新、比贡献”的“三比”激励机制，坚持月月评比，月月奖励。

“创新”也是陶勇常挂在口边的词。除了做传统的线带、花边等产品，还可以做什么？　陶勇这次跳出了纺织服装的传统圈子，将目光瞄准了口腔护理的牙线产品。他不断和日本、美国等客商谈判，技术人员又参与产品开发，他参与研究的8字型牙线编织设备，达到了国防同类设备的水平，得到了欧美、日本等客商的认可。

“近13年来，牙线产值累计已经超过4400万元，出口创汇近690万美元。高峰的时候一下就能解决四五十个劳动力。”

经过陶勇和企业员工的共同努力，上海宽紧带厂成为上海纺织局500多家企业中为数不多的转制成功并良性运转的企业。

“许多文化名人都曾经在愚园路居住，我有责任守护这片土地，也希望愚园路上一段段红色历史、名人故事能让更多青少年知晓。只要有需要我讲解的场合，我都很乐意去。”

如今，陶勇有两张名片，一张名片的标志是“上宽企业”，身份是上海宽紧带厂董事长、厂长，另一张名片上则印有“工合精神”的标志，他是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的执行委员。这一由路易·艾黎提出的“努力干、一起干”的工合精神，也恰恰是工厂在改制前后面临生存危机时，陶勇鼓励职工的话。

原来在上学时，陶勇就知道了路易·艾黎这名来自新西兰的国际主义战士，抗战时期路易·艾黎在上海发起工合运动，还创办了上海第一个工业合作社促进委员会，组织在日本侵华战争阴影下的失业工人和难民进行生产自救，支援抗日前线。

随着工厂的生产车间搬到愚园路，陶勇渐渐熟悉了这条路上众多的名人故居、红色旧址，而最让他惊喜也最亲切的就是路易·艾黎故居。

这是位于愚园路1315弄里的一幢小楼，英国式双开间三层砖木结构的建筑，建于1912年，东西向而建，露天水泥台阶可直达二层居室，路易·艾黎就曾居住在这里。

屋内设施齐备，底层会客室、餐厅、厨房等辅助用房，上层左侧是艾黎的卧室，中间为会客室和工作室，客房在右侧一间，东面庭园种植了主人喜爱的花卉草木。

这幢小楼陶勇去过无数次，无论是自己去参观，还是为参观者讲解，他都充满了热情。他觉得，青少年更应该了解这段“身边的历史”，“这段历史不仅鼓励青少年要有爱国主义情怀，更能给他们国际视野。了解努力干、一起干，更能撸起袖子加油干。”

如今在陶勇办公室里放着一块铭牌证书，证书上写着“上海市长宁区　文物保护志愿守护人”，并配有路易·艾黎故居的照片，证书由长宁区文化局和长宁区文物管理委员会联合颁给他的。

陶勇把证书铭牌放在了醒目的位置，只要有人来，闲谈之余他都会介绍一番。既然守护，便有了责任。

2016年，陶勇所在的上海宽紧带厂与长宁区少年宫、弘基集团等多家单位组建了愚园路历史风貌区联合党支部，陶勇担任党支部书记：“许多文化名人都曾经在愚园路居住，我有责任守护这片土地，也希望愚园路上一段段红色历史、名人故事能让更多青少年知晓。只要有需要我讲解的场合，我都很乐意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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