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前举行的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党中央、国务院决定授予著名导演谢晋改革先锋称号，颁授改革先锋奖章。他和众多知名电影人一起积极倡导、参与筹建的上海国际电影节，如今已成为国际知名的电影节。正如千万人成就了上海的文化繁荣，也是无数热爱电影的人，成就了上海国际电影节如今的地位。青年报记者专访了3位电影节的参与者，回顾上海电影的发展历程。

■A04-05

前不久，党中央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表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一批先进个人，著名导演谢晋获得改革先锋称号,被授予改革先锋奖章。他在电影领域的思想解放，给后人留下了众多的精神财富，包括他和众多知名电影人一起积极倡导、参与筹建的上海国际电影节，如今已成为国际知名的电影节。不过，正如千万人成就了上海的文化繁荣，也是无数热爱电影的人，成就了上海国际电影节如今的地位。在上海国际电影节的综合影响力已公认位居国际A类电影节前列的今天，我们选取了3位电影节的参与者，从他们的视角观察上海电影再露峥嵘的历程。 

青年报记者 陈宏

江平：电影节从筹办就被定位成高规格

曾任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副局长、上海国际电影节办公室主任、上海永乐影视集团副总经理、上影集团副总裁、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厂长、中影集团副总经理和中国广播艺术团党委书记。现任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想要在上海这个中国电影发祥地举办一个国际性的电影节已是几代电影人的梦想。担任首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办公室主任，参与电影节整个筹备工作的江平导演回忆说，上海电影界曾在十年“文革”中遭遇摧残，是整个文艺界的重灾区。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随着思想解放的逐步深入，上海电影界进入了百花齐放高速发展的春天。1985年3月，上海电影系统开始在体制与机制方面探索改革，为电影事业繁荣发展提供良好的体制保证。

1988年，“中国电影周”活动在北京举办，吴贻弓、谢晋等诸多导演就开始讨论中国创办国际电影节的想法。在上海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推动和支持下，吴贻弓等上海电影人一方面到各大国际电影节取经，另一方面多次到北京，向相关领导就上海创办电影节的想法、详细的操作模式等进行汇报。但当时，上海缺少举办国际电影节的多厅影城。1991年岁末，作为当年上海市政府十件实事之一的上海影城和相邻的银星假日酒店相继落成，1992年秋正式对外开放。时机成熟，上海正式宣布申办、筹备上海国际电影节。

“1993年初，局长吴贻弓考察了柏林电影节后，决定上海国际电影节参考柏林电影节办节模式。柏林电影节是著名欧洲三大电影节之一，办节宗旨和奖项设置，现代感强，筹备模式严谨科学，是一个坚持艺术探索的著名国际电影节。”江平说。事实上，参照柏林电影节，也因为此前中国电影人屡屡在柏林获奖，大家比较认可——1988年，张艺谋导演的处女作《红高粱》获得第33届柏林电影节金熊奖，这是中国影片第一次获得世界A级电影节最高奖。1989年，吴子牛的《晚钟》获银熊奖，1990年，谢飞的《本命年》也获得了银熊奖。

上海国际电影节从一开始，就按照高规格来设置。江平透露，当时国务院非常重视上海办电影节，国家广电部领导指示，“电影节应办成高规格、高格调、高层次，要打上海牌、打中华牌。”所以，上海市电影局及时和设在巴黎的国际制片人协会取得联系，按举办国际电影节应有的程序，予以了申报，确保了首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邀请国际影片参赛参展的如期进行。而这一点，也确保了上海国际电影节在后来的二十几年中，一直运行在高标准。

然而，高标准也意味着高要求。在评委会人选上，组委会希望首届电影节就一炮打响，所以金爵奖评委会阵容要求很高，最终，这个阵容很强大，谢晋担任评委会主席，评委则由国际性的大导演美国的奥利弗·斯通，日本的大岛渚，俄罗斯的沙赫纳扎洛夫，中国香港的徐克，巴西的海克特巴本科等来担任。其中谢晋当选评委会主席是众望所归，他是内地电影人中参与世界各大电影节最多、交往最深、经验最丰富，也是倡议在中国举办国际电影节最积极的一个。

最让影迷念念不忘的则是大师级导演奥利弗·斯通的加盟。早在1993年初夏，斯通收到电影节邀请时，他就马上掏出笔在工作手册上记下电影节的举办日期。

但并非人人都这么给面子，邀请国际评委着实不易，当时组委会“撒开了在七大洲找国际一线的艺术家”，发出了很多邀请函，但面对在国际上尚无名气的上海电影节，很多导演都婉言谢绝了。有些评委的名字都印到宣传刊物上了，结果突然说不来了。就算是那些最终来到上海的大师级评委，邀请之路也并非一帆风顺。像请来来自非洲的伊德里萨就煞费苦心，组委会甚至劳烦了中国驻外使馆，才在巴黎找到他，他也是唯一的黑人评委。

还好，首届上海国际电影节表现出的水准，让所有受邀而来的国际大师都感到惊讶，这些国外评委都觉得上海太不可思议了，第一次就能办得这么有声有色，并且完全按照国际惯例，他们之前都没有想到。“他们普遍认为，上海国际电影节的评奖工作真正做到了公平、合理。这样就为以后上海国际电影节吸引更多海外艺术家和制片商参赛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江平说，“俄罗斯评委沙赫纳扎洛夫在机场告别时激动地说，‘我担任过许多国际电影节评委，现在许多国际电影节要么是靠金钱获奖，要么靠政治获奖。上海国际电影节则不是，而是靠公众，靠对电影艺术的严肃态度，这样的电影节，以后会有更多的人来参加。’”

其次，上海国际电影节创办之初，就希望以国际模式运行，自找赞助。江平至今仍记得，“当时自己为说服上海家化集团参与、赞助首届电影节前期热身活动——‘沪港电影明星联欢活动’，与同事俞百鸣等与家化市场部领导谈了两个多小时，嗓子都快冒烟嘶哑了，最后我们的真诚和沪港明星的号召力终于取得了对方的认同与支持。首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广告赞助，通过我们努力工作，先后争取到上海宝钢、上海石化、柯达公司、上海大众汽车等著名中外企业的资金支持。”

1994年，上海国际电影节经国际制片人协会评定，被正式评为A类电影节，成为当时全球9个非专门类竞赛型国际电影节之一，组委会副主席、吴贻弓导演当着所有工作人员的面流下了热泪，许多人也都跟着哭了。现如今，上海国际电影节影响力日盛、商业赞助也不愁，这一切，也让先行者们颇为欣慰。

许朋乐：电影人盼了几十年的梦终于成真

原上影集团副总裁、上海国际电影节新闻委员会主任。

许朋乐也是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创办元老之一。他说，其实上海创办电影节的想法，很早就有。“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捷克、俄国都有电影节，当时我们也想过，如果我们也有中国自己的电影节（就好了），但是这个想法没那么强烈，那个年头出国门难，也没真正看到过国际电影节到底是什么样子。”直到改革开放，很多电影人走出去看到了外面的世界，他们认为电影已经不是“铁匣子里面的大师”，“我们深刻地体会到交流很重要，中国电影要想有更大的空间，更好的发展，就要向外国人学习，中国文化好的东西也要传递出去。上海一定要办个电影节。”

上海电影界是多期待这个电影节呢？当时，筹办电影节资金缺口不小，“上海知名演员吴冕给电影节捐了1万元，这一行为也带动了全国各企业给电影节捐款。”

这个电影节让每个电影人都有一种兴奋感和责任感，投身其中的人，工作起来就废寝忘食。许朋乐当时负责新闻委员会，而作为电影节的必备条件之一，就是电影节场刊。场刊在电影节的第二届正式诞生，这是体现电影节脸面的一张重要名片，一册在手，一目了然，内容涉及电影节的评委介绍、参赛片和参展片的介绍、主要活动的预告等，不能遗漏，也不容有误。由于那时的印刷技术还是照相排版，设备落后，给编撰场刊带来很多麻烦。

“国际电影节都会有一本电影节场刊，但是中国当时制版设备很差，每天出本杂志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们为了与国际同步，策划了名为《每日新闻》的场刊，每天晚上，新落成的影城四楼大会议室里，一群人围立在会议桌旁，找的找，剪的剪，贴的贴，忙得不亦乐乎。有时，一行或一个字不见了，几个人趴在地毯上，瞪大眼睛角角落落里寻个遍。”许朋乐回忆道。

因为电影节的吸引力，甚至很多外籍志愿者都加入了《每日新闻》的志愿工作。许朋乐说，有一个法国志愿者，他完全因为喜欢电影来帮助我们，担任《每日新闻》的总校对，每天跟我们从早忙到晚，采访写稿，凌晨三四点送印刷厂，第二天早上八点又继续工作。而一位来自加拿大、名叫玛丽的电影节新闻部志愿者，同事们夸奖她为“当代白求恩”，她在上海一所大学读研究生，在首届电影节《每日新闻》担任英文编辑。《每日新闻》每晚编辑翻译常常直至下半夜甚至清晨，玛丽毫无怨言，每天乐呵呵地工作到完稿。每晚或凌晨回学校，由于校门已关，她无奈只得翻墙进校，以后这段经历成为电影节的一段佳话。

当然，电影节对普通观众来说，除了展映影片，更是通过媒体来了解明星、演员动态的一个好场所。第一届电影节上，除了应邀出任评委的都是知名导演，明星嘉宾也是大牌云集，索菲亚·罗兰、德博拉·拉芬、张艺谋、张曼玉、巩俐等都纷纷现身。许朋乐至今都记得，当时媒体的“追星热”：“在索菲亚·罗兰抵达上海的当天，根据电影节组委会的要求，有部分记者被允许到虹桥国际机场接机，但有一家报纸不在许可范围内。这家报纸记者得到消息后，找到了当时负责新闻联络工作的我。但由于规定和名额限制，我也只能婉言拒绝这位记者。没想到我话音刚落，这位记者……”他笑呵呵地回忆了对方让自己无法拒绝的“惊人之举”，直到今天还会感慨，“我们从中看到了媒体记者的敬业精神，更看到了大明星和国际电影节的真正魅力。”

确实，影响力从筹备开始就得到了众多电影人的支持。像张艺谋和巩俐当时正在山东拍摄《活着》，拍摄周期很紧，但他们还是决定参加颁奖。10月14日闭幕式当天，两人从片场坐火车赶往上海。到达时，闭幕式已开始，巩俐还在贵宾室换礼服，台上主持人“有请巩俐上台颁奖”的声音已传来，于是全国观众都通过电视看到了巩俐一边系扣子一边上台的一幕。

许朋乐和他的同事们，每天都在协调各种各样的采访需求，但200多名挤满上海影城的中外记者，还是让他们感觉“忙并快乐着”。

时至今日，每年的上海国际电影节，都会吸引全国各地媒体以及不少国外媒体前来采访——从首届的200名记者，到去年第21届时媒体注册人员总数为1338人。而且全世界的著名导演、演员，谁来，他们都不再会特别惊讶，因为上海国际电影节确实有了吸引他们前来的资本。这一切，都是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

王佳彦：最幸福的是给电影和影迷架设桥梁

上海影城的筹建者之一，上海国际电影节的“老兵”。

上海国际电影节，是电影人的节日，更是影迷的节日，而让电影和观众发生联系的，是放映。而这背后，有个不少影迷耳熟能详的名字——“四眼老王”王佳彦。

电影节筹办时，王佳彦是上海影城市场部副主任。上海影城当时是电影节的主战场，他当仁不让地被拉了出来，负责电影节筹办的种种事务。事实上，翻阅这些年来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场刊，里面走马灯似的名字中，王佳彦一直存在，从市场部到大型活动办再到新闻部，老王几乎把电影节的岗位和部门轮了个遍。但退休后，影城在电影节期间的很多事情，老王必须放手了。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老王开始默默地从事一项工作，那就是为电影节排片，而这一排又是10多年的时间——排片员，成了他与影迷们沟通的身份。

曾经有人疑惑不解，在现在电子票务系统这么发达的年代，上海国际电影节为什么不能根据大数据，来对热门影片作预测，而是让一位老先生手动排片？对此，王佳彦坦率地说，自己的排片习惯，其实还是保留着胶片拷贝时代的特点，不重复场次、不重复时间、不重复地点，因为那个时候拷贝没有现在这么方便。而影片被均衡发力地编排，则是他希望给更多的观众、更多来自不同地方的观众看到一部好的电影，这也才是电影节创立时的初衷。

在问到如何安排电影节的电影时，老王介绍排片一般会根据电影节有策展单元、影展、邀请嘉宾等因素做安排。一些拷贝有特殊的放映要求，比如4K影片，不是所有的厅都具备放映技术。同一个影院，老王会尽量均衡分配国产、日本、美国、欧洲影片的比例。有的电影有一些轻微的裸露、暴力镜头，老王就会尽量安排在晚上放片，这样小孩子看到的概率小很多。一些有主题的大师电影，或者题材类型相近有主题的电影，老王知道影迷们难得在大银幕上欣赏，所以会在地域上排得比较紧凑，方便影迷赶场。

他曾说：“我每天不是最后一个离开，但我必是第一个来，清晨静静的有利于工作，面对墙上45家影院53块银幕，我的任务就是让500多部中外电影合理地排在每一个时间点。”

当然，王佳彦并没有和时代脱节。为了更好地和影迷交流，2010年8月，他还注册了微博，ID名为“四眼老王”。从第二年，也就是2011年开始，他在影迷中成了网红。电影节排片的事情，问他准没错。他也愿意和网友交流互动，他发的4000多条微博，70％以上都是和电影节有关的。他热心、耐心地为网友解答排片上的问题，也及时告知他们排片上做出更改的信息。

电影票经常被秒杀，有很多影迷有些伤心，但在影城门口，他总能给予安慰，“因为很多时候，片方会临时加场，票子也会在最后时刻放出。”他告诉记者，“每年电影节开始，网友呼啦啦地来，一结束就呼啦啦地散了。很多人和我打招呼，其实我也不认识他们，但我都热情地向他们问好，有问题我就尽可能地回答，影迷这个群体是很可爱的，他们可比我懂电影，很多时候，他们是专家，我要向他们学习。”

当然，如今随着网络售票系统的发达，老王的任务减轻了不少，但他并不失落，他见证了电影节展映单元的欣欣向荣。据统计，第一届电影节共放映了167部中外影片，在9家影院展映574场，观众约20万人次；而去年的第21届电影节，共放映中外影片492部，在45家影院展映1621场，观影人次超过46万。而且，它的全国辐射力还在增强，在2018年第21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售票总量中，来自非上海地区的购票数量为51562张，占比为11%左右。有媒体曾统计，仅开票当日来自北京的购票量，就可以让至少20架大型客机满载着观众飞到上海观影。而来自外地的购票数中，包括苏、浙、皖在内的数量为27248张，电影节成为了长三角地区居民“家门口的节日”，从文化的角度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的推进增添新内容、新动力。

目前，上海国际电影节的放映影片数、公映场次数、观众人次等指标性数据已在各大国际电影节中位列第一、第二。

对这样的成绩，王佳彦感慨万分地说：“电影节的进步也就是这个时代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