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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05月16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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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寓言加人性的寓言

《村戏》再扛上海电影大旗

青年报记者 陈宏

    《村戏》主要采用黑白色调,只在穿插回忆时运用了鲜艳的绿色和红色。

本报讯 一部基本采用黑白色调的、讲述80年代河北农村题材的文艺电影,却在金鸡奖、金马奖、中国电影导演协会奖甚至北京大学生电影节,都受到了肯定。尤其在文化界,它已经成了一部“现象级电影”。它有什么过人之处?昨天,上影举行了该片的专家研讨会,近20位专家和电影主创团队一起,从各个层面剖析了这部电影,虽然观点上有不同有争鸣,但大家公认的是,这应该是2017年上海出品的最有价值的电影。

时光机重回40年前的现场

电影《村戏》是编剧李保罗将贾大山的三篇短篇小说《村戏》《花生》《老路》融合在一起,来完成剧本创作的,以一种全新的视角讲述了太行山村的变化。该片在井陉取景,以井陉方言呈现,带有浓郁的河北乡土气息。上影集团总裁任仲伦透露,这部戏能够如此真实地刻画农村,是因为“我们看到的场景是真实的农村场景,整个剧组就住在当地农村的老百姓家里面,厕所是分配的,有三星级两星级一星级,剧组就在这样的环境中创作完成。”

“从贾大山的小说中,我读到了一系列非常有生活气息、有生命质感的故事,读完之后就再也放不下了。”感佩于贾大山对生命的深切观照和对生活的本真追求,郑大圣尝试着把这些故事进行影像化改编。“越朴实纯净的文字,越难改编成电影。”该片导演郑大圣表示,电影前后拍了3年,而做剧本就将近一年半,“他的小说都是很短的,像人物速写,我们花一年半的时候改编,甚至改写这个故事,做很多的不仅是合并、整合,更多做一些想象式的延伸。”

对于这部电影的思想性之深刻,所有专家一致认同。导演对改革开放初期农村的变化,以及人性之刻画描写,已经不仅仅是到位那么简单了。上海戏剧学院研究生部主任、电影电视学院院长厉震林说:“今年刚好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80年代的小说改成话剧和电影的比较多,如果完全按照80年代拍这个戏这个戏就没法看了。而《村戏》虽然是2017年拍的,我看完最大的感受改革开放是必然的,分田到户是必然的。因此,经过改编后的电影,肯定是超越了贾大山,我们站在21世纪重新反思这段历史,力量是非常巨大的。”

形式感太强还是先锋实验?

相较于思想性和文学性,电影《村戏》比较受争议的地方,是它的形式感。它主色调是黑白,但又有一些彩色的部分,而镜头的焦点变换,也特别考究。这些非常刻意的地方,有人大爱,有人反感,昨天,专家们也就此展开了争论。上海电影家协会副主席、上海戏剧学院教授石川说,在上个月的北京国际电影节期间,很多影迷也就此和他进行过交流对话,“很多人反映说,它是不是形式感太强,如果更平淡、内敛一点是不是更好”。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评论家毛时安在高度肯定这部电影的同时,也提出了自己的质疑,认为郑大圣导演“太用劲,用劲儿太过了,有的地方可以稍微碾开一点的”。胡晓军也认为“缺点是创作痕迹太重”。

但是,拥护者却认为,郑大圣是在重新推动上海电影的先锋性实验。石川认为,这部电影可以和黄蜀芹导演的片子放在一起比较,《村戏》正是黄蜀芹导演在80年代或者未完成的先锋性实验的延续,“这部片子究竟是不是用力过度是不是形式感太强,如果把这部片子放在商业电影的序列中评价,你会发现确实有这个问题,因为商业电影的规范比如说透明剪辑,不技巧的技巧,把作者隐藏在叙事之后,这是好莱坞100多年沉淀下来的铁律,如果放在商业电影中看可能过于张扬。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把《村戏》放在实验电影、前锋电影序列中衡量,你发现形式感、仪式感或者这种张扬的个性,视觉的冲击力,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所谓先锋电影追求的是什么?不就是形式感、个性张扬、视觉风格上凸显和卓尔不群嘛。”

上影后继有人

当然这部电影受到热议,已经证明它确实在当下的商业电影大潮中,有太多的可贵之处。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毛尖说:“《村戏》作为2017年最重要的戏,不应该以后只是成为电影界的清流,上影可以好好推一推接续的现实主义的传统。中国电影可以再出发吧,不然到电影院全都是青春电影,靠电吃饭的电影。”

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上海市剧本创作中心艺术总监、剧作家罗怀臻认为,《村戏》的声誉正在不胫而走,“有些作品就是了赞美,几年一过销声匿迹,再过几年回望就有隔代之感,大圣这部电影再过50年再过100年还是这个时期中国电影的良知、风骨,责任,不仅是大圣个人,也是上海,上海还是有这样一种精神,求真,为历史完成当代书写的责任,也是上影的收获,也是当代电影界的收获。”

上海大学教授、上海温哥华电影学院副院长刘海波说,郑大圣找到了对那段历史很好的切入口,“这部电影是历史的寓言加人性的寓言,”他说,“这个电影是中国电影中流砥柱的一部电影,证明上影集团后继有人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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