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公安局长宁分局三楼的视频图像工作组内，47岁的王天炜戴着850度的眼镜，打开视频调阅系统。在地址栏输入“遵义路长宁路口”，再设定好回放时间，轻敲回车，一名手持酒瓶的男子出现在画面左上角。“就是他了。”王天炜摘下眼镜擦了擦，在他心里，几天前分局接报的茅台酒失窃案已经告破。10年来，调阅监控，寻找视频中的蛛丝马迹，是王天炜每天的必修课。每当案件陷入僵局，这个“骨灰级近视眼”总能在迷雾中“杀出血路”。

青年报记者 钟雷

不信邪的他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盯着电脑屏幕反复回看监控录像。“香烟、浓茶，我一个人整整熬了4天3夜。”通过一帧一帧的推进，案发后屏幕上两个一闪而过的白点引起了他的注意。

王天炜1991年从警，先后干过交警、治安等警种，2005年转入刑侦支队。当时，上海还没有视频追踪方面的专才，通常由办案民警统筹负责调阅视频，但2008年一起凶杀案的成功侦破成了王天炜从警生涯的转折点，也正是因为这个案子，他一头扎进视频追踪工作，一干就是10年。

2008年7月上旬，辖区里一位女性租客在家遇害。案发后，长宁分局从辖区各个派出所抽调精英组成专案组，王天炜便是其中之一。

根据法医分析，被害人死于7月6日23时到7月7日凌晨1时之间。王天炜决定在预估死亡时间的前后各延长1个小时，重点搜索这个时段的可疑迹象。由于事发小区安防设备条件有限，小区门口的监控探头成了唯一的突破口。在查看监控的过程中，一名于12点前后空手进入小区的男子引起了王天炜的注意，“这个时间段访友探亲可能性很低，就算上门也应该会带点礼品。”民警随后走访了小区居民，无人认识此人，专案组由此判断，该男子有重大作案嫌疑。

然而一个小插曲让调查陷入僵局。案发后不到10分钟，有男子在距离小区一段距离的公用电话亭打过一通报警电话，称听到了女子的求救声，因报警人对案发现场描述过度清晰，警方判断报警人很有可能是凶手。既然是凶手报的警，其案发后必定立刻离开了小区，但是专案组排查了周边几个探头捕捉到的案发前后经过小区的出租车、摩托车，均未发现可疑男子的身影。

王天炜坚信，可疑男子就是凶手。不信邪的他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盯着电脑屏幕反复回看监控录像。“香烟、浓茶，我一个人整整熬了4天3夜。”通过一帧一帧的推进，案发后屏幕上两个一闪而过的白点引起了他的注意。王天炜将其和男子脚穿的白鞋联系到了一起：他可能当时正在骑自行车。

改变了思路之后，专案组在附近的监控视频中发现了嫌疑人所骑的自行车，并循线索追踪至闵行区一家网吧。前往网吧调查后最终锁定了犯罪嫌疑人。结案后，因为表现突出，王天炜开始主攻视频追踪工作，两年后，长宁分局就成立了视频图像工作组，王天炜任负责人。

“哪有那么顺利的事情，一开始肯定‘吃过药’啊。”“要看到别人看不到的，更重要的是想到别人想不到的，要通过录像推理出镜头里没有的东西。”

美剧里常常有这样的画面，在计算机处理下，监控视频中原本几个模糊色块的画面渐渐清晰，最后被还原成一张完整的人像。但在10年前，探头少，清晰度低等问题都限制着视频追踪工作的发展，很多色块只能靠视频追踪民警自己“脑补”成画面，王天炜和他的团队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实现了“突围”。

“监控里看出来只是渐变色的色块，但实际上是条纹衫。不同的服装logo在监控中也会有一定程度的变形。”谈起视频追踪工作中的小窍门，王天炜的话匣子一下打开了。“衣服颜色在不同光线条件下会变，需要我们在工作中摸索规律。”

多年的经验告诉他，在调阅监控视频时，画面比例、图像颜色、色块分布等因素都要考虑，否则很容易将侦查人员引导到错误的方向上。“哪有那么顺利的事情，一开始肯定‘吃过药’啊，视频形态和现场内容对不上。”在王天炜看来，视频追踪工作窍门不多，想要进步只能靠不断积累经验。“没有两三年别想出师。”

除了要善于分析图像，视频追踪工作更注重“烧脑”，用王天炜的话来讲，想干视频追踪，悟性得高。“要看到别人看不到的，更重要的是想到别人想不到的，要通过录像推理出镜头里没有的东西。”

举个例子，天冷的时候为什么有人戴两顶帽子？这意味这什么？在回看录像时，王天炜的脑子里就时刻对画面内容进行着“头脑风暴”，不断通过想象补充画面，寻求侦查方向上的突破。“我就会想，戴两顶帽子可能就是刚从很热的地方出来吧，可能就是通宵网吧之类的地方。”很多时候，案件的“开路”工作都是交由视频追踪民警负责。

2008年至今，王天炜已经拉扯起了一众徒弟。在锻炼推理能力之余，平时他也鼓励徒弟们不断增长知识面。“之前什么百万英雄答题的，我们这边几个小朋友天天拿奖金的。”王天炜强调，一些看似不起眼的行为习惯、琐碎的知识点，没准会在视频追踪工作中起到奇效。

“如果居民早上8点出门，下午5点回家发现被盗了，那么中间的9个小时的录像我们全部都要看。”

“以前做交警，跟‘路怒族’打交道多脾气比较暴躁，后来看视频反倒把脾气给看好了。”

10年时间里，视频图像工作组从一开始的两名民警，发展到现在的十一名同志，电脑也从最早的两台扩增到十余台，同时增加的还有王天炜的近视度数。由于必须每天盯着电脑屏幕，王天炜的眼镜很快从500度换到了850度。

在很多人印象中，视力好是视频追踪民警的基础条件，对此，王天炜不以为然，“你看打枪的王义夫、许海峰，哪个不是近视眼？还不是照样拿世界冠军。”

视力没有给王天炜办案带来障碍，但身体的超负荷运转和长期紧绷的神经却影响着他的健康。“加班太多了，我们24小时开机，年轻时候身体好，熬得起，现在真是不比当年。”聊起自己的身体，王天炜一句话带过，话题很快又回到案子上。“案子等不起，一个电话来我们就立马开工。”每当接报棘手案件的时候，名声在外的王天炜总是领衔长宁警方回看监控的第一梯队。

去年年底，王天炜接手一起复杂案件的视频追踪工作，随后他和二十几名同事分三班倒，昼夜不停回看事发期间的所有监控视频，“办公桌上放满了8台电脑，日夜不停地回放视频。”即便是在加速观看下，还是花了整整3个星期才看完了20多个月共计22T的视频，最终成功固定了相关证据。

大案要攻坚，小案也需精雕细琢。类似入室盗窃的案子，看似案情简单，但也往往最为磨人。“如果居民早上8点出门，下午5点回家发现被盗了，那么中间的9个小时的录像我们全部都要看。”由于不知道犯罪嫌疑人出没的具体时间，看监控时，王天炜精神必须高度集中，一旦走神错过了对象出现的画面，“返工”所花费的时间只会更多。动辄连看几小时的监控录像，王天炜说，自己的脾气也被磨平了不少。“以前做交警，跟‘路怒族’打交道多脾气比较暴躁，后来看视频反倒把脾气给看好了。”

经过了10多年的积累，近两年，王天炜正在寻求将过去总结的视频追踪经验固化下来的途径。他希望，有朝一日，可以通过现代信息技术，自动筛选出监控视频中人、车、物的反常情况。在他的设想中，到时候，警力就可以从屏幕前解放出来，更有的放矢地去分析监控视频，这样他眼睛度数的攀升速度也有望放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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