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A04版:全国两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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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03月13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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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再出发 青春该如何安放

代表:对青年人还是要这么说,“拼”这种精神必须传承下去

本报北京专电 青年报特派记者 刘晶晶 摄影报道

    王建宇代表。

    丁光宏代表。

改革开放再出发,青年人的青春当如何安放?记者昨天专访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院长、分党组书记,中国科学院沪区党委书记,上海市科协副主席(兼),中国科学院院士王建宇和民盟中央常委、上海市委副主委,复旦大学教授丁光宏两位全国人大代表,在他们看来,远大的目标和拼搏的精神是青年人再出发时行囊中的必备。

本报北京专电 青年报特派记者 刘晶晶 摄影报道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院长、分党组书记,中国科学院沪区党委书记,上海市科协副主席(兼),中国科学院院士王建宇:

要做出国际领先的东西,不付出代价不行

“拼”这种精神必须传承下去

和王建宇代表聊起来,才知道他是1977届考生,正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

“恢复高考对我们这些人意义很大。当时参加高考的考生经历和诉求各不相同,但有一点,可以看到这40年改革开放,77、78那两届大学生在国内发挥的作用非常大。”王建宇说。没有恢复高考这一伟大举措,至少我国科技的发展绝对没有今天。这位指挥了全球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成功发射的总指挥这样表示。

而一路过来,王建宇见证了我国这数十年来科技的发展。以中国科学院为例,从90年代末开始的“知识创新工程”开始,国家对科技发展的扶持力度不断加大,发展速度也不断飞跃。“经过一期、二期和第三期创新2020计划,特别是到最近几年,整体连起来一看,有时候我自己也吓一跳。”

最直观的例子,来自科学院的年中工作会。“以前如果有一些国际先进水平的成果,就已经很不错了,谁说我这个成果做到领先了,那是不得了的事。近5年再去看,无论是基础研究还是应用研究,如果不是国际领先或者至少是国际一流的成果,根本就上不了报告了。”王建宇代表说。

而能迈出这样的台阶,除了国家的大力投入,和那一代人的努力也是分不开的。“比如做航天我们国家成功率是最高的,但是背后航天人的压力也是最大的。就是拼了命日日夜夜地干,挖空心思地干。需要很强的责任心,需要艰苦奋斗的精神,是一批这样的科技人成就了这样的成绩。”

从跟踪到并跑再到现在的领跑,从目标可以看出发展轨迹。王建宇说,原先我们的科技和国际差距很大,总有一辈人要来做这个事,把这段距离缩短,有一批人为此奉献了一生。现在条件好了,起点高了,对中国的科技工作者是个新的考验。

他觉得现在的青年人都很聪明,有一个好的队伍,他们是能够做出很好的事业。王建宇所带的“墨子号”队伍,除了首席科学家是国外回来的,其他主要骨干全是本土培养的。学习快,能吃苦,也要能自我加压。“像这种基础研究的事情只有第一没有第二,如果做慢了,多少年的努力可能就大打折扣。这种压力也来自于自我。”他说。

和改革以前相比,现在国内的科研环境已经不比国外差了。“有了这么多年创新的持续,硬件软件的投入,越来越多顶尖科学家觉得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能有发挥的地方。”王建宇说,克隆猴的幕后功臣蒲慕明院士就是放弃了美国国籍,回到国内。他带领着中国本土科学家组成的团队突破了这样的世界性难题。“对于国内的青年人来说,现在国内的创新环境非常有利,年轻人要抓住这样的机遇。”

而要创新,要做出国际领先的东西,不付出代价不行。“中国的科技人员是比较辛苦的,搞科研就不可能安逸。还是要肯拼,特别是对年轻人。如果只满足于安逸,那我们的领先距离说不定没几天又被人追回去了。”王建宇非常认真地对记者说:“你们是《青年报》,对青年人还是要这么说,‘拼’这种精神必须传承下去。”

“对于中国目前年轻的科学家、知识分子来说,物质比以前提高了,精神上也是要并行。”这位年届花甲的院士也希望上海的年轻人中有更多人愿意走上科研这条辛苦而有价值的探索之路。

全国人大代表,民盟中央常委、上海市委副主委,复旦大学教授丁光宏:

一个人可以平淡地过一生

但年轻人还是应该要有更高的目标

1980年进复旦,丁光宏代表曾经是复旦最年轻的教授之一,对于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变,他说他们这一代人是有切身感受的。

第一次出国开会,大概是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一到吃饭时间,餐厅里没有中国人,大家都回房间泡方便面。箱子里一半是方便面,省下一个多礼拜的吃饭钱就可以买个小家电回来了。“现在再也不会了。”

跟丁光宏合作了10多年的一个德国教授,早年到中国来觉得比较落后,还经常会带些小设备送给他们。五六年前,有一次帮他们装备实验室,德国教授说:“你这个设备是现在全世界最先进的,比我的实验室还要好。”

这就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变化。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能感受到这种巨变。

在这样的新时代,新一代的年轻人面对的考验也不一样。“以前的发展基数比较低,大家要求也比较低。现在的大学生或刚毕业的孩子,没有我们以前的经历,就像我也没有我父亲那辈人的经历。”丁光宏说,他的父亲如今快90岁,这辈子最大的心愿是把饭吃饱。“所以我们家到现在什么都可以没有,一定要有一袋米放在家里。为什么?饿怕了。”

丁光宏说,他们这一代比父辈们要好,来到上海,遇上了开放,因为改革开放,看到了跟人家的差距,感受到了阵痛,所以铁了心要改革。因为有这样的目标,所以要拼命去赶超。刚在复旦做教师的时候,丁光宏的实验室有个闹钟,中午12点闹钟会响,提醒大家可以去吃饭了。“经常埋头做实验做得忘记吃饭,就是太专注了。当时我们这些年轻人就是有这种劲头。”

对于现在的年轻人,可能这股赶超的劲头就不足了。时代变了,国家变好了,经济迅速发展了,生活安逸了,人或许就会产生惰性。“当生理上没太大冲劲时,往往就会干劲不足。”丁光宏说:“我觉得这是比较糟糕的。”

以前的人创业很难,拼搏可能只是为了吃饭。现在不再是为了吃饭,更需要创新拼搏。对于青春来说,更有条件去尝试不同寻常的经历,实现更高的人生价值。“一个人可以平淡地过一生,但是年轻人还是应该要有更高的目标,去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丁光宏说。

改革再出发,上海要更上一个台阶,青年人依然需要冲在前面。在他看来,有两个传统不能丢。一是勤奋。“不能自暴自弃,不能贪图安逸。”二是爱国主义。“往大了说是爱国主义,往小了说,是集体主义、家庭观念,可以为了一个集体愿意牺牲我们的局部利益。”

而对于这座城市来说,改革再出发,最重要的还是要鼓励创新,那就要对年轻人有容错机制。“允许他失败,当他失败了发现还可以从头再来,那他就愿意去尝试。鼓励做前人没做的,就要能为这些创新者们兜底。”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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