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芳

最后的“约会”

在今年上半年，钱谷融先生从华山医院第一次住院出院后不久，我打电话到他家，先生本人接听（似乎一直如此），他问我有时间到他那里去，一起吃饭可以吗？也想说说话……于是就在电话里，约定6月20日下午“赴会”。我和他老人家的“约会”，常常较随意，是“立刻、马上奔来”（这是我通常的“回答”）。

但这一次，我显得有些迟疑，想着手头有个活撂不下，也想着以后有的是时间，陪先生吃饭（包括慢慢喝茶，常常是半天一天），所以就约了差不多一周以后……至于他说的：“现在没人去我那里啦……” 那一定是“邀饭”“哄孩子”的理由（从1980年入校，第一次见先生起，直到这天见面，他一直把我唤作“小姑娘”，虽说我应该和他女儿差不多年纪，可如今也早已是“知天命”“鬓毛衰”的年纪了）。

没想到这竟是我和他老人家最后的“约会”。我大概是两点多钟到他家的，从单位出来后到淮海路的一家点心店，买了一些蛋糕和西点等，花花绿绿地装了一盒子软而甜的小食，大概多耽搁了半个多小时，他的外孙女和丈夫，以及曾外孙女（六岁），以及曾外孙女的婆婆（外孙女丈夫的母亲），老老小小四口人在楼梯口异口同声：阿姨带去了长风公园……阿姨指小红阿姨，负责先生起居的保姆，“极是有气质的”——这不是我的话，而是先生夸奖她的话，似乎除此无他可以做“形容”，所以以后每次见了，都在心里暗暗称赞：果然！

我其实很知道这个时间，钱先生大约，可能，应该在长风公园的那个老地方：面银锄湖，中有石砌小桥，以及花坛和周围大树的广场，密密树篱下的一把绿色长椅，先生只坐椅子一头，拐杖也斜靠在那一头，而另一头，长时间留空……

在很多时候，风来回答：“是的。”树来回答：“是的。”远处的湖水也来回答：“是的。”先生来回答：“是的……”我一再听他说过：“是的……”，就在某一天的笔记里，我写下：“是的……有理由把它（《论”文学是人学“》）看成是一部已经成了文学的批判著作，写得温柔又坚定，有力量，但毕竟当时没有用处……”我说的“没有用处”，是指“当时”而言。而“当时”的“没有用处”，也许正成了以前以后的“用处”……那一天，雨也来回答：“是的。”先生亦来回答如旧：“是的……”，关于这，淅淅沥沥的小雨吗？

也关于湖、山、这座园子。那是关于五十年代的往事，他记得自己曾经挖过湖，挑过担，垒过山，洗过泥腿等。说起古代歌谣可分为徒歌和乐歌。徒歌是随口唱，乐歌是随着乐器唱。但徒歌也有节奏，手舞足蹈帮助节奏可也；所以又对徒歌说：“是的。”那也是对记忆说：“是的。”他曾挑着泥筐唱徒歌，那时曾和他同挑一担同唱徒歌“嗨哟嗨哟”的是华东师大地理系主任，我国著名的地理学家胡焕庸先生，人口地理学的创始人，划分我国人口密度线由他创建，也就因此得名“胡焕庸线”。据先生说来，也就是“挑担人”嘛。

钱先生多次说到《世说新语》。同其他学者研读《世说新语》主要依靠学理分析有所不同，钱先生读“世”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助心灵的悟性，用他的话来说就是随便说说——随便翻到哪页读哪页时，他手指“随便”划过一段：“王公与朝士共饮酒，举琉璃碗谓伯仁曰：“此碗腹殊空，谓之宝器，何邪？”答曰：“此碗英英，诚为清彻，所以为宝耳。”也就是说：王导和朝廷的官员一道饮酒，他举起琉璃碗对周伯仁说：“这个碗腹内空空，还称它是宝器，为什么？”周伯仁回答说：“这个碗亮晶晶的，确实晶莹澄澈，这就是成为宝器的原因。”他“随便说说”，“空即明”，而我感受到了空明的力量。

那一次，先生还是一再留饭，我竟去。

在师大二村的大门口，我把手机给了小红阿姨，让她给我和先生留个影。他走两步，又回头说：“吃饭吧？已经是晚饭时间了……”我挥手，“以后有时间的，我会来吃的……”其时，雨点现两点三点，我怕他淋雨，急催着他回。

“时间过得真快”是我以前常说的话，也是最近常听到钱先生说的话，他说，我说，别人都说，但说的味道都不同。想起他说这话时，还说过梦见母亲在家，叫他小名六六（他在家排行老六，是最小的孩子），在灶台下母亲被炉火映红的脸……于是——

泪奔。

迷路后的洒脱

去年，又一天，忽雨忽晴，从钱谷融先生家出门的时候，说好就在他家门口的小店搓一顿，这一顿之前，也有过一顿两顿，主要是因为近（他拄拐杖，却走得飞快），也因为随便，小酌而已。

临到小店门口，他突然改变主意，说要带我去个好地方，并且抬脚就走。我只好跟在他身后，一路追问：“在哪里？要不要打车？”他头也不回：“就在前面，就在前面……”但我们走了一小时有余……他在前挥着拐杖，车灯剪裁出他匆匆赶路的身影，投在大路的上方再上方，就像前面全是他移动的影子——似乎真切又不甚清晰，似乎浓郁又似乎清淡，似乎平常又似乎不平常，似乎是他的趣味与得意所在，又似乎是索然与寡淡与寂寞……

我来不及揣测其他，气喘吁吁地再问：“钱先生，我们是不是走错路了？您走不动的话，我拦一辆出租吧？”可他依然不停步，说自己走得动。走到头，才知道是环球大楼的顶端，而在这一路上，他若有若无的回答，与若断若连的情绪高度契合——那除了从容和洒脱，还能是别的吗？

我或许奇怪，洒脱可能是对我们民族心理的一种挑战，平时所见的能够潇潇洒洒走天下的，如果不是古人，或者就是外国人。洒脱，成其为一个目标：不只是实际意义上的，而且还是形而上意义上的。

离开了生命和物质，洒脱也只能够在自己想象中的精神世界具有力量。然而，时间也并不会天然地自动地向每一个人，提供某种洒脱的精神品格。洒脱或许是人有钱以后，对钱的背叛；是人创造生活以后，对生活的嘻弄。洒脱是僭越，是超越；是李白的没有驿站的漂泊长旅；是柳永的“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是年迈的托尔斯泰在风雪迷漫中，不顾一切的离家出走；是嵇康带着酒壶和铁锹出门，声言随时可以倒下，即可以随时被埋葬……

每个人都会有那种“奇妙”——瞬时洒脱的感觉，可是大部分人抓不住，日常琐屑生活的潮流，把我们冲向前去了，我们甚至来不及、顾不上，去回味和体验那种“奇妙”。洒脱之于生活，就像时序之渐进，冷与热的每日变化细微，因此要具体说出某一个时令的到来，除了查日历，也许别无他法。

或有些人抓住了某个日子，但却不能赋予意义，感觉也表达不出来。而只有少数人既能抓住，又能赋予。如果洒脱的感受性是天生的，因而就是容易的，反之就是为洒脱而负累。也许最困难的，是如何赋予自己某种洒脱的感受，以某种洒脱的形式。比如把阴雨天，当成在家赖床的好理由。比如在大雨滂沱时，索性放弃撑不住的伞，而彻底淋个痛快。比如某个小僧之“伸脚”……在紧张工作和辛苦谋生之外，我们又该如何享受生活与生活给予我们的一切呢？一般聪明人与聪明而洒脱的人之区别，或就在于此。

洒脱如大海如蓝天如无垠的梦幻，具有一种涣散的力量，使得原本谨慎的身心解放，刹那间借此获得了，异常的天真与快乐，同时却并不丧失自由的意志。也许因为这个原因，许多人曾有过很洒脱的感受性，但其中只有极少数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洒脱之人，并为此提供了自己的个性魅力。

有一种人，感受性甚好，知识面甚广，但却完全没有能力，把它们组织成一个活泼的潇洒躯体，更遑论灵魂……

知识和感受诚然重要，更重要的是要有驾驭洒脱的能力。就钱先生而言，洒脱更是趋向大师的品格，它既体现在“从心所欲”的日常举止中，也体现在“不逾矩”的礼仪规范中。这是一种丰富的简单，深刻的平凡，自信的谦虚，知道“天然图画”无需矫饰。相反，那些总是在言谈和作派中，露出浮夸高深狂妄之貌，正因为不如此“拘谨”，他们就无法使自己和别人相信，他们也是所谓的名家名人，大人者也。

因此，刻意求来的洒脱，是平庸的另一副面孔，你会发现，我们已经深陷在一个复刻的时空中，无一不可模仿与复制：爱恨、游戏、生死，其实都可以模拟，而它本身也是很容易被模仿和复制的。像钱先生的真正的洒脱是不可模仿的，它看不见，摸不着，不在皮，在骨。像目光脱离了眼睛，它不是某些精心做出的姿态，而是灵魂所在。

洒脱好像好人一样，总是那么纯，这是一种成熟的天真，有深度有力度的所谓“初心”。除去洒脱，难有别的行为，可以相比在人生的追求过程中，所呈现的热情和矛盾，能够在不断地丰富自己的同时，却又不为时代的潮流所羁绊，不为成败所动摇，耐得寂寞，也耐得喧嚣，始终保持天然本色。世事若转蓬，生前的成功究系偶然。人死万事空，死后的名声亦属无谓。唯有每天的快乐最实在，最可把握。洒脱者是及时行乐，那样的快乐，便是超越世俗，在哲学层面上的快乐，仅此一项，已足以使这种人，淡然于生前的成功和身后的名声了。

曾听说高人议论，人世间的景象中，最讨厌的可能就是墓园的井井有条，秩序井然——他问人，仿佛也自问：到这时候还不能洒脱一下吗？这不是要更焦虑自己在现在该做些什么？该想些什么？也许只有感同身受这一彼岸世界的无趣，才能使得生命的多元多希望多选择多可能性等，得以凸显出来。

迷路而洒脱的那一天是2016年11月某日，我和钱先生是坐电梯往下几十层才到餐厅吃上饭的，我拗不过98岁的“老小孩”，“让”他“隆重”地请了一顿，“而且只请你一个！”

饭后，已是晚上九点多，先生仍是精神很好，我问他：“累吗？”他答：“不累！”我仍坚持打车送他，他还是那句“慢慢走回去，直线距离很近”。他说这话时，似乎一脸狡黠——显然是要让我蒙在鼓里，听凭他洒脱地安排。想起这事，我就会想起著名诗人奥登曾经的奇思妙想：“我们的世界本身就是一个奇境，它迫切需要一位爱丽丝，否则这一切就没意义。”显然，我不是那一位“爱丽丝”。我以为奥登可能是，钱先生也可能是。

这便是所谓洒脱吗？如此简单与天然。

（徐芳，著名诗人，《解放日报》高级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