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扬  

我的老师钱谷融先生，于2017年9月28日，过完自己98岁生日后，在睡梦中缓缓离世。回想老师生前的音容笑貌，好像一切的一切都在眼前，尤其是他对我的教导，似乎还在耳边萦绕。

一

我于1990年9月随钱谷融先生攻读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学位。记得年初临考前，硕士时期的导师黄世瑜教授带我到钱先生家见面，问及复习迎考，钱先生的回答干脆利落，他说就照平时的状态准备，该看什么书就看什么书，不用特别准备。如果一定要问考什么，那就是古今中外。那一年他71岁，照现在的规定，是不能招生了，但那时全国都没有这种规定，像南京大学的程千帆先生、苏州大学的钱仲联先生、中山大学的吴宏聪先生等，都在带研究生。钱先生那一届招收了两位博士生。我和师弟第一次去他家上课，他建议我们多读多写、读写结合。读书没有特别推荐的书目，但他建议我们看看朱光潜和何其芳的理论文章，说是文字清晰明了。至于上课内容，每次由我们自己选一个题目讲，他参与讨论。第一次由我开讲，讲什么已经忘了，只记得钱先生听完我的讲解之后，看看自己的手表说，你讲了三刻钟。他接着教育我们，做学术研究，看书写文章之外，口头表达很重要。一个人如果话都说不清楚，表达啰里啰嗦，不得要领，要想写出好文章大概是比较难的，只有讲得清楚才能写得流畅。一定要锻炼自己的口头表达能力，不要照本宣科，不要念稿子，一定要脱稿讲。刚开始我可能不适应，慢慢就会适应。讲解不仅内容要充分，还要有声有色，做到周围的人都愿意听。照着钱先生的要求，我们努力改进。后来我讲解过几次，他还是会看手表，告诉我讲了一个半小时，两个小时。半年之后，钱先生开始问我写些什么文章，我就将自己的几篇论文交给他看。有一天上完课，他告诉我三篇论文看了，第一篇题目比较宏大的，没什么意思，主要问题是文章内容作者自己都吃不准。这种吃不准的东西，就不要去硬写。第二篇内容和标题还可以，但是文字不流畅。第三篇是关于五四新文学与晚清宋诗运动的，他觉得我是花了工夫的，以前研究者也少，值得进一步研究下去，但文字、材料方面还要推敲、改进。他在最后那篇稿件上，逐字逐句进行了修改，并让我拿回去再琢磨琢磨。

读博士生的第一学年，我用心体会钱先生的指导，一点都不敢掉以轻心。常常是上完课回来，就一头扎进图书馆去查资料，根据老师上课提出的意见，有针对地阅读学术著作和相关论文。我慢慢发觉，钱先生对自己的学生是非常细心、关注的。每个人有什么特长，他都在观察，你有什么不足的地方，他总会善意地提醒你改进。对自己的学生，他表现出极大的耐心，从不敷衍了事。我博士生阶段第一篇论文是10月份发表的，也就是入学一个月后，《上海社会科学》编辑王恩重先生责编发表了我的论文，但钱先生并不满意，希望我有好的表现。那时，钱先生门下的一些毕业生，风头正健，国内很多著名的学术刊物上都能见到他们的学术论文，这给我们在读的研究生压力很大。后来我的一篇论文经过多次修改，钱先生觉得可以了，就请李劼兄送回我宿舍，让我投出去。至于投稿的杂志，他也有建议，必须是学术界认知度非常高的。这倒不是迷信名牌杂志，而是对自己的研究能力有一个检验。这种反复磨练的学术训练，是钱先生有意在培养我的修改论文的能力。因为对于很多初入道者，有时能力所限，常常不知道如何修改论文。不少名家在谈治学经验时，也都注意到入门的重要性。一个人入门要正，做学生的不知道的东西肯定很多，但只要门道正，自己肯用功努力，慢慢总会进步的。如果入门便走弯路，以后的事业成就有可能大打折扣。钱先生从一开始就希望自己的学生入门要正，少走弯路，这体现了他指导研究生学习的一种独特方法。

二

很多谈论钱先生的文章，都会谈到他的散淡人生，他自己的一部散文集，书名就叫《散淡人生》，这给一些不知情的读者留下一个印象，似乎他做学问很潇洒，随便翻阅，信手拈来，是一个才子型的学者。其实散淡人生这只是他内心向往和追求的精神境界，落到具体的现实层面，他是一个务实而有自己清醒头脑的人。钱先生相信一个人事业上的成就，不会轻易就能获得，一定要下过一番苦功，勤奋学习，长期思考，才有可能获得成功。在他诸多谈文论艺的文章中，他反复强调艺术创作之不容易，这体现了他对人生事业的一种看法，而且是他从自己的人生经验中获得的某种感悟。钱先生一生洒脱，淡于名利，但历经坎坷。他说自己做讲师从1943年起，一共做了38年。之所以长期遭受不公正待遇，其中的原因，就是1957年发表了《论“文学是人学”》。这篇文章是为响应学校向科学进军的号召而写的，文章还没有正式发表，就在学校组织的研讨会上，遭遇了批判。随后批判力度越来越大，上海的新文艺出版社甚至出版了《“论文学是人学”批判集》第一集，可能计划中准备继续出版下去。在这种压抑的氛围中，钱先生被当做异类，个人事业发展受限制，与诸多机遇隔绝。职称晋升，遥遥无期，永远是原地踏步，老讲师就这么做着，一直到1979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才有了转机。钱先生与同时代很多事业上出类拔萃的知识分子一样，虽遭遇事业人生的巨大挫折，但他们都表现出忍辱负重、坚韧不拔的精神毅力。即便是在最困难的岁月里，钱先生也没有幻灭和绝望过。他在很多场合谈到过自己遭遇到的人生挫折，他说我从来没有绝望过，因为觉得自己没有错。他经常是在外面受到批判之后，回到家就带上家人，一同上南京路餐馆去吃饭。这种自得其乐的忘忧做法，一方面是来自他乐观豁达的天性，另一方面也是他排遣内心忧愤的一种办法。他不是什么都无所谓，什么都无动于衷的。我曾听中文系一些老师说过，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钱先生可以参加职称评定了，但当时并没有让他申报教授，所以钱先生拒绝了，他说要申报就报教授，否则就不报了。他的这种态度，实际上是表达自己对那种长期以来压制人才的做法的轻蔑和不满。后来，华东师范大学原校长刘佛年教授亲自来听钱先生的课，认定钱先生的学术水准符合教授要求，应该破格晋升。所以，晚年的钱先生乐呵呵地告诉周围的人，自己没有做过副教授，是直接从讲师晋升教授的。但有几个人正真能体会到这中间包含着的诸多难以诉说的不平之情呢？当然，钱先生不会揪住一点个人得失，耿耿于怀，但他旷达散淡的精神背后，是历练人生的智慧和洞察，而不是自我逃避与麻痹自己。

我做钱先生博士生时，平时闲谈，免不了会触及到一些社会话题。钱先生告诫我们，一个人成长过程中，挫折是免不了的，但各种麻烦总是越少越好。他不大谈论政治，这倒不是有所顾虑，而是从年轻时代起，他对政治就没有太大的兴趣。他的兴趣在对文学和自然山水景观的欣赏。

他交往最密切的，是自己的老师伍叔傥先生。伍叔傥先生是中央大学国文系主任，对钱先生非常赏识。不仅对钱先生的作业予以高度肯定，而且经常带钱先生外出吃饭。在给《伍叔傥集》所作的序中，钱先生说伍先生淡于名利，研修六朝文学，平时生活中也有一种洒脱超迈的诗人气质。因为伍叔傥先生一个人在柏溪中央大学校区任教，没有家室牵累，平时一日三餐都是上馆子。一个人吃饭太单调，伍先生就常常带着自己的学生钱谷融一起用餐，边吃边聊，海阔天空，让钱先生受益不浅。钱先生说，伍先生不太吃米饭，常常是喝酒吃菜，边吃边聊，这一习惯也影响到了钱先生。我做博士生时，钱先生留我在他家吃饭，发现他不吃米饭。后来一起吃饭的机会多了，知道他的确如此，除了喝酒吃菜，主食米饭他是不吃的。很多媒体都报道过他，说是不吃那些容易吃饱的东西。这是事实。但寻求影响源，应该就是大学时代的伍叔傥先生。

伍叔傥先生是浙江瑞安人，是当时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的亲戚。他又是北大毕业生，与傅斯年、罗家伦、俞平伯等是关系密切的同学。尽管他在浙江担任过职务，但也仅三个月而已。他对做官兴趣不大，反倒愿意在大学任教。他曾在中山大学、中央大学以及后来的台湾大学等多所高校担任教授，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学者。台湾胡颂平先生在纪念伍叔傥的文章中，提及胡适曾向他提出，应该将伍叔傥的诗作编一本集子。晚年在香港崇基书院教书的伍叔傥先生有《暮远楼自选诗》，他的作品不多，但对于六朝文学有精深的研究，而且他的研究偏重于文学性方面。伍先生虽然钟情于魏晋文章，但对于新文学也是持接受态度，不仅自己写白话文，而且在主持中央大学国文系时，还介绍新文学家老舍、曹禺等来学校讲座。在自己的课堂上，他也讲解新文学作品，尤其是对于鲁迅和鲁迅作品，伍叔傥先生是极为推崇的。钱先生追随伍叔傥先生，不仅在为人风格上，洒脱俊逸，而且在文学趣味和研究的侧重点上，也有相似之处。钱先生一直主张，文学作品应该有一点诗性；对于艺术形式和内容关系，他对形式的重视也是非常明显的，他认为内容应该包容在有意味的艺术形式之中。所以，在师承这方面，钱先生与伍叔傥先生之间的联系，是非常密切的。

三

钱先生对学生的爱是无怨无悔的，体现了做教师的职业道德和理想精神。1989年，钱先生曾因为培养研究生出色，而荣获上海市劳动模范。这对他是一种荣誉，在他内心而言，他是喜欢教师这一职业的，他总是说，我是一个教书的，教了一辈子的书。

（杨扬，著名评论家，上海市作协副主席，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茅盾研究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