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四十三天的时间，写完了长篇小说《生死疲劳》。媒体报道我用四十三天写了五十五万字，这是误传。准确地说，我是用四十三天写了四十三万字（稿纸字数），版面字数是四十九万。写得不算慢，也可以说很快。当众多批评家批评作家急功近利、粗制滥造时，我写得这样快，有些大逆不道。当然我也可以说，虽然写了四十三天，但我积累了四十三年，因为小说中的主人公——那个顽固不化的单干户的原型——推着吱哑作响的木轮车在我们小学校门前的道路上走来走去时，还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初期。用四十三天写出来的长篇，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怪物？这不是我在这里想讨论的问题。我想说的是为什么写得这么快。

为什么写得这样快？因为抛弃了电脑，重新拿起了笔。一种性能在毛笔和钢笔之间的软毛笔。它比钢笔有弹性，又省却了毛笔须不断地吸墨的麻烦，写出的字迹有钢笔的硬朗和毛笔的风度，每支五元，可写八千多字，一部《生死疲劳》用了五十支。与电脑相比，价廉许多。我用电脑写出了《檀香刑》《四十一炮》《三十年前的长跑比赛》《拇指铐》等小说，写出了《霸王别姬》《我们的荆轲》等剧本，还写了一大堆杂七拉八的散文、随笔。我用电脑收发了无数的邮件，获取了大量信息。我成了一个不习惯用笔的人，但我总是怀念用笔写作的日子。

这次，我终于下定决心抛开电脑，重新拿起笔面对稿纸，仿佛是一个裁缝扔掉了缝纫机重新拿起了针和线。这仿佛是一个仪式，仿佛是一个与时代对抗的姿态。感觉好极了。又听了笔尖与稿纸摩擦时的声音，又看到了一行行仿佛自动出现在稿纸上的实实在在的文字。不必再去想那些拼音字母，不必再眼花缭乱地去选字，不必再为字库里找不到的字而用别的字代替而遗憾，只想着小说，只想着小说中的人和物，只想着那些连绵不断地出现的句子，不必去想单个的字儿。用电脑写作，只要一关机，我就产生一种怀疑，好像什么也没干，那些文字，好像写在云上。用笔和纸写出来的，就摆在我的桌子上，伸手就可触摸。当我结束一天的工作，放下笔清点稿纸的页数时，那种快感是实实在在的。

前几年写《檀香刑》时，我说是一次“大踏步的撤退”。那次“撤退”，并不彻底。这又是一次“撤退”。这次“撤退”得更不彻底。真要彻底应该找一把刀往竹简上刻。再后退一步就往甲骨上刻。再后退就没有文字了，坐在窝棚里望着星月结绳记事。书写的工具，与语言的简繁似乎有一定的关系。有人说，文言文之所以简洁，书写不便是重要原因。用刀子往竹简上刻，多么麻烦，能省一个字，绝不多用一个字。这说法似乎有道理。古人往简上刻字时，有没有快乐的感觉，我不知道。

在当今这个时代，所谓的怀旧，所谓的回归，都很难彻底。怀念简朴生活，回到乡下，盖一栋房子，房顶苫草、墙上糊泥巴，但房间里还是有电视、冰箱、电话、电脑等现代生活设施。用笔写作，还是用电灯照明，还是在夏有空调、冬有暖气的房间里。而且，写完之后，还是请人录入电脑。

我的这行为，只不过是个人的小打小闹。我自己认为用纸笔写作会使小说质量提高，别人尽可以当作梦呓。好作家在状态好时，面对着电脑口述照样可以吐金嗽玉，坏作家在状态不好时，即便是用钻石刀往金板上刻，也刻不出好文章。随笔随笔，诸君一笑置之。

（节选自《生死疲劳》新版后记，2017年1月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