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伊始，各大戏曲院团都开始晒过去一年的演出成绩单。而上海京剧院贯穿去年一整年的“大圣来也”猴戏演出季的成绩单尤其令人惊艳——几场演出上座率都在90%以上，有的甚至达到100%（这都是观众自掏腰包购票入场，没有赠票），平均一场的演出票房都在10万以上。“大圣来也”之所以如此风生水起，大获成功，与上海京剧院推行的“制作人团队制”有着必然的关系。而“制作人团队制”初试成功，也使得这个机制将可能得到推广，让传统戏曲焕发青春。

青年报记者 郦亮

转换思路 让新演出季无比惊艳

这次“大圣来也”演出季里的几台猴戏，都是多年未演的剧目，差不多要被人遗忘了。没想到偶一露脸竟如此受到欢迎，这堪称去年上海戏剧界的一大奇观。作为郑派猴戏第三代传人，上海京剧院一级演员严庆谷从来坚信人人皆知的孙大圣不缺观众，但是将潜在的观众变成剧场里的观众，这显然没那么简单。

在上海京剧院2014年下半年成立的“大圣来也”演出季制作人团队中，主演严庆谷担任了制作人，具有了对于演出方式和一部分演出资金的决定权和分配权。他认为，在当今这个社会，演出季要想成功，营销是关键。过去排演一部戏曲作品，营销费用只占到总演出费的5%左右，而这一次，严庆谷将其提高到30%到40%。

这个制作人团队中，严庆谷邀请到上海京剧院负责宣传工作的裴季颖等担任了“大圣来也”演出季的宣传推广和活动策划。他们用了这30%到40%的资金做了几件剧目营销的大戏：请一流制作团队拍了一部主题微电影，在虹桥机场大屏幕上播放，网上点击率超过6000万；他们做了34场线下活动，覆盖全市各个文化场所；他们还充分地利用了媒介资源，赚足眼球。

可以说，“大圣来也”能如此火爆，首次推行的“制作人团队制”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上海京剧院院长单跃进在接受青年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在过去行政框架下，一个演出季要如此运作是不可想象的。上海京剧院每年演出150多场，涉及剧目就达一百五六十个。如果每一个剧目都要花这么多精力去打磨营销，院团的物力财力从哪里来？职工的积极性从哪里来？那简直是天方夜谭。

改变模式 让演出资源物尽其用

那么“制作人团队制”是如何做到这一切的？上海京剧院院长单跃进是“制作人团队制”直接推动者。他告诉青年报记者对于像上海京剧院这样的财政全额拨款的院团，以前排演剧目的日常是这样的：确定要做一个演出项目了，待到申请的制作费和创作费到位之后，院领导会招集院团各部门负责人协商落实，也就是布置任务。在整个演出的团队之中，每一个演职人员只是一个任务的执行者，他们的话语权非常有限，完成任务便万事大吉。所以创作积极性是有待提高的。整个演出的决策者其实还是院团领导，但是由于每年的演出项目非常多，在对领导关注度的争夺之中，其实每个项目所收到的关注都是被稀释了。

“制作人团队制”就彻底地打破了这种架构。演职人员被赋予决策权，成为了整个演出项目的决策核心。他们了解所演剧目的现状，也了解现在观众的心理。于是，团队中的制作人就可以统筹来把控调配各种资源。使得资源尽量物尽其用，发挥最大的效果，最大程度减少浪费。

单跃进举了一个例子，如果一个项目的资金是50万，过去行政框架的运营模式之下甚至还出现这样的事——因为没有制作人，各个部门只是完成演出任务，所以他们只是确保自己负责领域的支出不要超支，如果最后资金还多出20万，返还给剧院也无所谓，因为这和个人利益没有关系。这在“制作人团队制”中就是不可想象的，因为有了制作人的统筹把握，如果多了20万，制作人一定会想着“钱尽其用”，让这钱为演出项目发挥更大的效益，而不至于把钱浪费。当然，在此过程中，院团领导会起到一个协商协调的作用。

说到底，“制作人团队制”就是赋予演职人员自由，唤醒他们的主人翁意识。严庆谷说，在大家的一致努力下，演出超高的上座率给了演职人员极大的信心，这也他们工作动力的一个来源。当然，单跃进说，由于现行的财政制度，国有文艺院团现在还没有办法将超高的票房立刻体现在制作人团队个人的收益的增长上，这需要进一步研究，争取政策的支持。

据悉，2017年上海京剧院将继续推行制作人团队制，推出“小丑挑梁”演出季的第二季。这个团队里，依然由严庆谷来担任制作人。演出内容包括《佛手橘》等多部多年未演的丑角大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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