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谈论法国时，我们谈到了什么？没错，是爱情。地球人都知道爱情之于法国人的意义。 且不说林林总总有关爱情的词汇总有一个法式的源头，法国人看待、处理情感的态度实在比满脑子弯弯绕绕、条条框框的我们高明得多。法国人与情爱的结缘始于中世纪，经过文艺复兴时期、动荡的18世纪，在近代到达高潮。但细细看来，不难发现法国人的情爱观离不开文学的推动。诗人作家以华丽的词句歌颂爱情，为其树碑立传，也将之推向前台。本着这样的前提去理解玛丽莲·亚隆和她的论著《法国人如何发明爱情》就不是什么难事了。她写爱情，本就不是为了重述情爱发展史，而是出于厘清900年来法国文学脉络的需要。

    在玛丽莲·亚隆看来，这是一段由女性主宰的历史。女人不仅大大方方地走到舞台中央，还长期霸占着聚光灯的焦点。以中世纪为例，在当时的观念里，爱情具有“非理性和破坏性”的一面，寻常人等轻易不能提起。贵族中人（确切地说是贵族女性）不愿受到约束。既然没有自然而来的爱情，她们只能想尽办法去“发明”。比如香槟伯爵夫人玛丽。她一边宣称“夫妻间不可能存在爱情”，一边告诫同伴，要想得到真爱，女士们只有纡尊降贵去爱一个地位、财富都远不及自己的穷人。在以“黑暗”著称的中世纪，这种想法可谓“前卫”之极。但先锋者玛丽不愿止步于此。她要被同辈赞美、被后辈崇拜，更要被历史铭记。于是，在像玛丽一样的女性恩主扶持下，有关“骑士爱上有夫之妇”的故事就成了当时罗曼史、抒情诗的主题。到了文艺复兴时期，“偷情”渐渐让位于“风流”，曾经被冷落的丈夫重获大权，男人们不必对某一位妇人负责，而是借由寻欢作乐大撒情欲的种子。在当时的观念里，一位威严的君主应该有“两个身体”，前一个很神圣，后一个很世俗。好比一艘装载着七情六欲的船只，一国之君夜夜辗转于不同的床榻之间，享受着事实上的一夫多妻制：受宠的情妇得到了国王的人，也抓住了国王的心；失宠的王后除了扮演宽厚贤妻，大约也只能寄情于传宗接代、生儿育女了。

    因此，1678年出版的《克莱芙王妃》看起来更像是一卷温柔乡地图。只是这一系列花式秀风流的举动并不单纯，乃是为了取悦女性、满足荷尔蒙的需求。就像18世纪法国作家尼古拉·尚福尔所说的一样，“社交界中的爱情只是两块皮肤的接触。”等到了18世纪，法国大革命引发新旧制度的剧烈碰撞。反映到爱情上，就有了两个极端化的分裂，一边是《危险关系》式的阴险、狡诈与放荡，另一边是以卢梭为代表的感伤主义。但不管立场如何，作家们笔下总是带着过去年代的痕迹。换言之，贯穿中世纪的“骑士之爱”再次复苏，在新的时代以新的形象得到发扬光大。

    在12世纪的法国，流传着一个罗密欧与朱丽叶式的故事。中年修士阿贝拉尔引诱少女爱洛漪丝，并与之秘密结婚生子。后来虽然遭到女方家长的报复，男人还是牢牢地控制着女方。这个故事没有殉情，男女双方均恪守规条，长年保持着貌似奇怪的关系：老死不相往来，却又彼此牵制；各自守着青灯古佛，孤寂地过完下半生。六个世纪之后，卢梭以此为蓝本创作了著名的《新爱洛漪丝》。在他的版本里，原书中强烈的道德意味彻底消失。他授权男性和女性以高亢、激昂的风格进行“热烈的自我表白”，并适时“流下欢乐的眼泪”。

    尽管作为爱洛漪丝化身的朱莉声称“一时疏忽毁掉了我的一生”，从此“坠入了所有女孩子永远无法脱离的耻辱深渊”，但这类句子并不指向堕落。相反，卢梭为其赋予了新的意义：对于塑造道德生活而言，心灵之爱远比肌肤接触更为重要。同样，《新爱洛漪丝》里也没有殉情，更重要的是连幽闭都不见了。朱莉没有和圣-洛普互结连理，而是一转身嫁给了一位年长的男子。看到这里，是不是有些眼熟？不错，看似没有激情的婚姻成全了朱莉，她以婚姻为阶梯一步一步登上了自由的顶峰，就像600年前的玛丽一样。

    这样的故事经过时间的洗礼，通过司汤达、巴尔扎克，通过兰波、普鲁斯特，通过加缪、萨特，或杜拉斯的妙笔，被重述、被强化，自上而下传播开来，最终成为法兰西精神的一部分。浪漫的法国人以同样浪漫的胸怀包容了一切——爱情引领他们走入心灵的自由之地，亲身演出一幕幕疯狂的情感剧，哪怕身后洪水滔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