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大学扩招，南京多了几家民办学院，因此我这样的人也还有学可上。那时我们的系主任原是南京大学中文系的老前辈，动员了许多当年的朋友和学生来兼课，这便导致了一个后果：我系的宣传手册上显示的师资蔚为壮观，但实际教学效果却颇可虑。多数学生对老教授关注的问题毫无兴趣，也听不懂。

    余斌老师来教我们外国文学，彼时他年未不惑，按高校里对年轻的宽大界定，尚属“青椒”一枚。但进教室时倒极笃定，不带教材，亦无讲稿，进教室后将茶杯往桌上一放，白眼一翻望向天花板，开始讲课。说到重要的人名、书名，也会板书，但绝无排列次序，更不会标注一二三四甲乙丙丁之类的纲目，弄得前排少数认真记笔记的女生无所适从。

    随后一来二去，跟他也有些熟悉，便厚起脸皮讨要他的著作看。下一周他带了两本给我，一本读书随笔集，说是送我；一本《张爱玲传》，说了两点：第一，这是盗版，因为正版他也没有了；第二，这本要还，因为盗版他也只有这一本。

    后来，我把书还他，说倒是更喜欢那本随笔集，不料他竟很高兴——一被人介绍，就说是大陆第一本《张爱玲传》的作者，这是他不爽而无奈已久的事了。

    《张爱玲传》当然是好看的。九十年代，张迷的声势已大，和余老师作传时的冷落的景象大不相同。余老师使用的材料，也不知道又被多少人用过，但他这本书仍然无可取代。比如一般论者爱说父亲对张爱玲的伤害，余老师却注意到张爱玲写到父亲，字里行间自有温情在，反是母亲的做作矫情刻碎苛求，对张的伤害来得更大。这便是小资情调的读者看不到也不乐见的。立足有限材料，结合当时社会情境，以世故人情体察，前者需要学者功夫，后者需要文心洞鉴。《张传》中这两种才能彼此生发，绞动如齿轮。但我以为这种双剑合璧，若是不拘什么题材，随笔点染议论风发，反而更有意趣。

    余老师的电脑经常坏掉，存稿便损失大半，于是把文章存在网上备份。我就这样在网上读他的文章，不知不觉把自己也读成一个写书、教书的人。最近翻看余老师《喝酒的故事》《有书和没书的日子》《伸懒腰的学问》三种随笔，其实倒是重温十多年来阅读的感受。

    他曾聊起，书名本来就是更简单的，那书是什么内容，就更加显豁。但我觉得这也就是勉强划分，因为于他而言，书、 酒、闲三者，本来就密不可分。但同一本书里的文章，差异却往往极大。

    有些文章是彼时写彼时之事彼时之感，保存了一些那个年代生活的剪影。那时各种新的传播和营销手段刚刚出现，由此发出的感慨，今天看来怕已不免觉得大惊小怪，毕竟，如今我们被微博、朋友圈轮番轰炸，大家都有了点已经沧海的深沉。但一惊一乍，本也是上个世纪末最显著的景观之一。

    更有意思的还是那些回忆往昔的文字，不是常见的感伤怀旧文的路子，散淡幽默，略带嘲讽，写少年时的经历与心事，便有些迅翁《朝花夕拾》的意味。昔日浮躁凌厉的“我”与今日理智而带点倦意的“我”正堪对照。另外写酒写书，都见得醉翁之意不在酒，功夫在书外，由此带出的事迹与心迹，三十年来的社会变迁，宛在其中。

    这些年“民国”在坊间大热，圈内大约未必有很多共鸣。当代作家对民国素不服气，别说成名人物，当年随便在街头巷尾拉个文学青年，夸他的作品有民国大师的风范，都会见到一脸受到侮辱的表情。学者们态度温和些，但也未必不以为民国是沾了时代的光，新学草创，随便丢出一篇论文就算独辟穷荒可以开宗立派，真看对具体问题的分析论断，自家后出转精也并不稀奇。

    不过有一点大概无甚异词，就是现在学者做率性文章，那是真不如民国了。民国人物，兼有学者、文人身份是常见现象。现在这两个群体则渐行渐远，常竟不过是鸡犬之声相闻而已。何以如此？别的原因也可以扯上许多，但这实是现代化分工的必然结果，确认包括中文系在内的研究，与创作并不直接相关，对厘清许多问题，也只有好处。如此结果是大势所趋，只是从个人的阅读经验说，不免遗憾罢了。

    余老师的文章，某些角度看倒是上接民国学人的文脉——虽然他对民国未见得特别欣赏，但正像那些被当做“民国范”典型的人物，也多不待见民国，有时我觉得竟存在这样一个悖论，不推崇民国范，乃是民国范的必要因素之一。不过余老师少年时代近乎散养（这在这三本书里体现得极鲜明），所以和老一辈比，文章醇厚或者稍欠，却多了些野逸气罢了。

    能有这样的风格，一来是他个性使然，二来恐怕也是他的年轻时代，正是大学最穷而最无压力的时候，所以由得他如此率性。更年轻一辈的学人，写随笔其实也不乏写得精彩的，但总是不免看出更多学术规训的痕迹：举证必鱼丽雁行，分析必步步为营，行文专以简明质直为上，偶而穿插一二段子而已。这自然也是极好的文章，但若独沽此一味，却也不免单调。于散漫中见神韵，疏淡中露锋芒的文字，将来或者是越来越难读到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