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前读“香江第一才子”陶杰早年的专栏文字，讲到台湾女人，照例以他eccentric的英国风度，语带微讽地议论道：“近来台北市多了一批留学归来的新女性，举止言谈不是像胡茵梦就是像龙应台，她们充斥着台北的文化沙龙的小圈子，喜欢穿宽长的黄麻布裙子，打着赤足，盘坐在榻榻米的竹席上，点燃一支西藏檀香，一面用紫砂茶壶焙煮着有一个黄昏那么深长的香茶，一面谈论后现代主义女权问题。”

    到底是才子，几笔就能素描出一组群像，听起来还很妥。也许就是因了这话，让我起了重读龙应台作品的念头。虽说至今自认为是不折不扣的“龙迷”，可是时过境迁，那些曾被我视作理所应当的激越观点，无论是针对社会还是“男权”的，都不再能让我带着无比欣赏的眼光去面对，反而会觉得它们在针砭时弊和陋习的同时，似乎也为周遭增添了几分戾气。

    那么情感呢？龙应台的写作姿态，绝大多数情况下是竭力摒弃生活之“私”的一面的（《给安德烈的信》看似“私”信，其实完全是给年轻人的公开信），自然也包括男女之情。

    最近,而今“理想国”的编辑，选择“银色仙人掌”作书名，与整套作品的单色调契合，就主体而言也是更为适合这部书的旨趣的。

    这本书其实是七个短篇小说的合集，都是旧作，旧到什么程度呢？初版时作者就说过，这些作品，多半是“十年前”的作品，发表后清样就被锁进了抽屉，“他”就去“浪迹天涯”了。可见全书的成稿时间很可能也正是作者短暂回台，掀起“龙旋风”和以“胡美丽”的名义为女权鼓与呼之时吧，距今真是颇有些年头了——算起来至少是在三十年以上吧。有意思的是，在这部书里，社会批评家、女权主义者的面貌几乎全然不见，所涉全是或许会被另一个“龙应台”斥之为“琐碎”、“肤浅”的情感之事，难怪当年有好多读者得知出版消息会惊叹：“龙应台还会写这样的小说？”

    比如那篇《外遇》，写一个正打算在台北闹市区开一间“精品时装店”的家庭主妇眉香，一大早起床如厕前，瞥见丈夫的公文包“像个砂锅鱼头似的张着大嘴打开着，她心里一动，走过去，在里头迅速地翻了一下”。读到这里，我的第一反应是：作者在刻意诱导，其实没什么事儿，毕竟那么早抖出关键情节，后面的故事该怎么继续啊？可故事却真的顺着这条“怀疑外遇”的路走下去了：眉香躲在厕所里，读完了老公和那个“美凤”的约会短信，一边盘算着怎么对付这个羞辱她的女人。原来这场外遇是真的，不是主人公的假想呢。那么眉香自己是个什么样的女人呢？当年在“家专”（“家政专科学校”的简称）读书时，自己的密友拐走了自己的恋人，尽管心里恨得要死，她继续不动声色地与她结伴外出，也还同他约会，“只在心里对自己发誓，绝不原谅背叛自己的人，而且绝不做那背叛的人。”这最后一句，仿佛是为了替自己之后的行为寻找“合法性”。不久之后她使出致命一招：逛百货公司时，趁着“密友”不备，往她包里放进价值连城的衣衫，“偷盗者”为此付出了被学校开除的代价。这一次，擅长报复的她又要怎样报复这个背叛了她的女人呢？她请她来店里喝酒、聊天，将其灌醉，此时店里正缺一具模特便可开业迎客，学过雕塑准备好了石膏、刀具，然后镇定地打电话回家，让女儿转告丈夫，她“要自己塑一个模特。”好残忍的故事，是吧？社会新闻栏里从来不缺这样的离奇情杀案。不过，要不是深谙女性在面对情感背叛时那种促狭的刻骨仇恨，即使读过一百篇报道，想来也断然刻画不出主人公那种冷酷的心机吧。

    深夜，合上这本书，当“月光和蟋蟀”的印记还停留在脑海之际，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这是龙应台“最在乎的书”：小说虽是她的面具，但一个女人，即便是一个理性到极点的女作家，她的生命依然需要不时地从情感之网中汲取力量。是啊，身而为人，无论男女，又有哪一个真能逃出情感之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