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粒粒皆辛苦，只有农人才真正的理解啊。”父亲的背影打动了周华诚，他也弯下腰，细致地搜寻被遗落的稻穗。忽然他明白了，这就叫“言传身教”——半个世纪前，父亲的父亲这么手把手教孩子干农活，那年头的农家子弟亦皆是如此学习农事。

    文 唐骋华   图 受访者提供

    从杭州市区驱车前往常山县五联村，需要三个小时，遇上堵车，时间会更久些。周华诚差不多每半个月就回去一次，甚至好几次。有时候还带上女儿。目的地通常是：田边。

    他要看看稻田的情况，顺便和父亲聊两句，请教些农事。然后静静地坐到田边。如果女儿一同来的话，会跟随爷爷下地。周华诚的女儿今年十岁，城里孩子，却挖过土豆，学会了分辨秧苗和杂草，对最具技术性的农活——插秧——也略有认知。

    立春刚过，正是春耕时节，父亲驾驭着耕田机在田里忙活。犁完地就该是播种了，周华诚盘算着，他的众筹项目将再度启动。他给自己的众筹项目起了个很温馨的名字：父亲的水稻田。他还做了块木牌子，把这六个大字写上去，插在稻田边。算起来，到2016年“父亲的水稻田”已经迈入了第三季。这也是周华诚重归水稻田的第三个年头。

    逃跑计划

    千百年来，位于江西和浙江交界处的常山县皆以种植水稻闻名，也产出各种蔬菜、瓜果。此处山明水秀、空气清新，周华诚还记得从前的景象，“没有工厂、没有雾霾，只有田野、村庄、大树、炊烟。”光听听，只觉得那是世外桃源。

    但农民们知道，耕种是很辛苦的事。当年，每逢暑假周华诚都要帮家里人干农活，“那真是苦不堪言啊。”

    仅以“耘田”为例，别看才两个字，就包含了扶苗、除草、松泥、拔稗、均匀肥料等多项任务。更令人抓狂的是，这套流程必须在每棵禾苗身上照做一遍。地里有多少棵禾苗，你就得重复多少次。耘田久了，周华诚腰酸得直嚷嚷，恳请父亲歇会儿，得到的回应是：“小孩子哪里有腰。”看他实在吃不消了，大人才发出警示：要好好读书，不然一辈子下田！

    从小到大，周华诚都持续着不错的学习成绩。他铆足了劲要靠“知识改变命运”。具体而言，就是逃离乡村，越远越好。初中毕业他赴杭州念高中，离家六百里。大学毕业他做摄影师、写专栏。他定居大城市，结婚生女，彻底摆脱了躬耕的苦日子。

    很长一段时间里，对这样的生活状态周华诚相当满意。2006年女儿出生，身为奶爸的他更是觉得万事皆足。唯一的烦恼来自父亲。

    为供养家庭，周华诚的父亲周全仔种了大半辈子地。成家立业后，周华诚把他接到杭州。才两三天，老人家就不习惯了。“他不喜欢高楼，也不喜欢城市里平淡的人情味。”父亲整日无事可做，只能发呆。他抱怨说，再这么住下去人都要变傻了。

    周华诚明白，父亲是舍不得家乡的水稻田。他一度很不理解：父亲做过电工，现在有2000元退休工资，其实种地并不是必需的。“都辛苦几十年了，怎么就不能享享清福呢？”他还算了笔账：你种的那点粮食我花点钱就能买来，你何必呢？父亲不听劝，两人大吵了一架。周全仔后来还是回去了，他放不下那一亩三分地。对他那一代农人来说，双脚要踩在稻田里才踏实。

    田园将芜

    2013年冬周华诚回了趟老家。他惊讶地发现，五联村所隶属的天马镇，竟然改称为“天马街道”。尽管呈现在眼前的，仍然是一丘丘高低错落的水田，以及环绕着村庄的溪流。“哪儿有街道呢？”他觉得很荒诞。

    接下来的见闻就不止于荒诞了。五联村以种田为业，至20世纪90年代全村还拥有一千多亩农田和六七十头耕牛。可周华诚找了半天，连牛影子都没见着。

    耕牛是农家最为看重的种田利器，村里看不见牛，意味着已经没多少人耕地了。“在我记忆中，耕田佬穿着蓑衣、赶着牛、扛着犁，走在烟雨蒙蒙的田间小道上，那是最江南、最唐诗的画面。”周华诚说。而此情此景已然绝迹。他忽然很想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

    他着手调查，骑着摩托车，载着父亲跑了一遍五联村。结果吓了一跳：全村上千口人仅有一户还养牛、两户还有耕田的犁具。其余的，都卖掉了。

    农民是会算账的——即便种地能手，艰辛整一年也只能挣三万元不到，远不如外出打工。这些年年轻人基本走光了，只剩留守老人和留守孩童。地都没人种了，还要牛干吗？卖给牛贩子，每头能换1.5万到2万元。周华诚了解到，有的人家一口气卖掉五六头牛，所得超过种好几年的地。至于犁、耙、耖等农具，无处可卖就闲置着，任由其沾染灰尘、生锈腐朽。

    这一切的经济根源，周华诚认为是米价。“种子、化肥、农药都在涨价，唯独米价不涨。”停滞的米价让种地的利润越来越微薄。以2013年的米价计算，种一亩地收成仅得240元，可只要去附近的建筑工地挑沙子，每天就能赚130元！“显然，谁种地谁是傻瓜。”

    周全仔对儿子说：随着农人的衰老和死亡，不出五年，村里恐怕就没有人种田了，也没有人会种田了。相应的，催芽、播种、插秧、耘田、灌溉、收割等重要农事会被遗忘，稻桶、风车、翻谷耙等农具会消失。而所谓“节气”，虽然还习惯性地印在日历上，却失去了对生活的指导意义。总之， 田园将芜，真正的农民越来越少。

    众筹水稻

    周华诚觉得可惜，却也想不出办法。农村的衰败是普遍现象，单个人能做什么呢？他带了父亲亲手种的萝卜、青菜回杭州，分给同事，算留个念想。没想到同事们品尝后纷纷表示，好多年没吃过那么新鲜的蔬菜了。他忽然意识到，家乡是有好东西的，只不过运不到城里。

    如何破解呢？彼时“众筹”方兴未艾，周华诚决定试试看。他筹划一夜，拿出了具体方案：凡参与者，将以30元/斤的价格获得周全仔用古法种植的水稻。如预订10斤以上，可以带孩子一起到水稻田体验插秧和收割；20斤以上能分享到粮食烧酒。此外，周华诚通过网络分享，使参与者见证“从一粒种子到一捧大米的过程”。

    起初周全仔深表怀疑：一斤大米30元，而且还没种就能收到钱？异想天开！事实是，“父亲的水稻田”项目上线仅两个月，限量的1000斤大米就被来自全国各地的参与者订完了，共筹集2万余元。这下他信了。

    2014年早春，周全仔扛起锄头翻地。周华诚特地带上女儿，给爷爷帮忙。他也顺手将犁、铧、耙、耖等农活拍下来，与网友分享。5月11日，周全仔把稻谷的种子浸湿、保温、催芽，到第三天谷种冒出白色的乳芽，是时候播种了。一个月后秧苗长齐，准备插秧。周华诚发了个消息，请参与者来五联村，亲自体验。

    “那天真热闹，来了三四十位朋友。”有人甚至从北京出发，飞机转火车再转汽车，千里迢迢赶过来。大家伙兴高采烈地走到稻田旁。

    其实周华诚是忐忑的——连他本人也多年没插秧了，那些城里人，行吗？果然，有孩子就是不肯下地，站在田埂上泪流满面；有的脚刚刚踩进泥浆就直哭，因为“感觉很不舒服”。所幸，在大人的带动和鼓励下，孩子们开始适应，并逐渐感到了趣味。到最后，这些初次接触农田的孩子们越来越兴奋，简直把插秧当成了游戏。

    以周全仔的标准衡量，绝大多数的秧苗是插得不及格的：要么太密要么太疏，要么太深要么太浅。事后他重新下田，予以“润色”。但周华诚看得出父亲内心的喜悦：原来，有那么多人会对种地感兴趣。

    言传身教

    入秋，收割季来到。10月，周华诚又约了三四十位朋友下乡。周全仔把打稻机从屋檐下搬出来，众人齐心协力扛到田里。周华诚注意到，打稻机刻着制造年份：一九八六年。从前，全村仅有三台打稻机；往后没人种地，打稻机也荒废了。

    比起插秧，收割更是件苦差事。周全仔进行分工，有人推打稻机、有人割稻子，忙得 不亦乐乎。当然技术基本是谈不上的。周华诚注意到，等大伙儿散了，父亲回身拾稻穗。

    “粒粒皆辛苦，只有农人才真正的理解啊。”父亲的背影打动了周华诚，他也弯下腰，细致地搜寻被遗落的稻穗。忽然他明白了，这就叫“言传身教”——半个世纪前，父亲的父亲这么手把手教孩子干农活，那年头的农家子弟亦皆是如此学习农事。

    收割完毕，稻子晒三天后送碾坊碾磨。随即，周华诚和父母、妻女共同将白白的大米分批包装好，寄给众筹参与者。回馈很快来了：“没错，就是小时候大米的味道！”更令人欣慰的是孩子的反应——凡下过田的，都把碗里的饭吃得干干净净。

    周家人的成功引来同村人的羡慕——种粮食也能有不错的收入啊。周华诚趁机邀请了两位老农加盟“父亲的稻田”项目。一位66岁，另一位44岁，都是留守者。周华诚同他们约定，按照市场价2-3倍的价格收购他们种的稻子，还会请中国水稻研究所的专家提供技术指导。前提是：保证安全和环保，要用比普通农药贵10倍的生物农药。

    这次还是众筹，还是30元/斤，限量则提升至2000斤。周华诚还向支持20斤以上的参与者承诺，将获赠他的新书。2015年秋收后没多久，《下田：写给城市的稻米书》出版了。在书中，周华诚叙述了从逃离到回归的心路历程，也记录了与父亲种植稻米的点点滴滴。

    其实抛去各项成本，“父亲的稻田”的收益仍然说不上有多高。但周华诚认为，重要的不在利润，而是通过该项目，让农人重获尊严：下田，是值得被认真对待的。他也借此理解了父亲。去年是凉夏，城里人倍感舒适，父亲却在电话那头长叹：“正是大肚、抽穗的关键时节啊，再不热起来，收成可就不好喽。”从这番话里，周华诚猛然领悟到父辈真正的痛点。

    对话 Q&A

    Q=生活周刊 A=周华诚

    因为这一片田，我跟父亲贴得更近了

    Q:一开始你就把价格定在每斤30元，不怕太贵了，没人来参与？

    A:我父亲刚听到这个价也惊讶得长大了嘴巴，但我认为，现在的粮价没能体现出农民的劳动价值。当种地不如打小工、搬砖头，甚至不足以维持基本生存的时候，人当然会离开土地。我做这个事，就是想让父亲的汗水洒得更有价值，也让农民这个身份更有尊严。事实证明，只要米是好的，人们就愿意花这个钱。

    Q:你们组织了几次下田活动，参与者感受怎么样？

    A:孩子的感触是最深的。之前，他们只在书本上、电视上看到过田野、稻米，这次亲身体验到劳作的辛苦，对粮食的种植过程也有了直接而深刻的感受。用我父亲的话说，他们可算知道碗里的饭是怎么来的了。其实很多大人也是第一次插秧、收割。这样的亲近土地，对理解人和土地的关系是非常有益的。城里人和土地实在太隔膜了。

    Q:反过来，在这个过程中农民也会受到影响。

    A:是的，我父亲就学了智能手机（笑）。他会用手机拍照、发微信、看新闻，以及视频聊天。他的微信名是“稻田大学校长”，每隔一两天就会把水稻的生长情况发给我，稻谷发芽了、水稻开花了……他重新发现了自己的价值，比以前开心多了。

    Q:通过这个项目，你跟父亲的关系也得到了改善。

    A:是，不种田，我是根本不知道父亲在想什么，那还怎么谈得到沟通呢？等重新回到稻田我才明白，千百年来，中国的农民一直在焦虑和期盼中度过：旱了，渴望下雨；雨水多了，盼望放晴。因为这一片田我理解了父亲，跟他贴得更近了。

    Q:听说有作家受你启发，也想回家陪父亲种田？

    A: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今年，我可能会和另外两位作家合作，回到各自的家乡，和父亲下田。此外，我也不拒绝商业化，但必须是适宜的商业计划。质量是可控的，要有文化内涵。我特别欣赏台湾的农民，即便一小包茶、一小瓶米酒、一小盏蜂蜜，能卖得那么精致、那么文艺、那么美好。附着在农产品上的是文化和情感，希望有一天我们也能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