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凌，知名媒体人，以非虚构写作著称。他的《我的九十九次死亡》《从出生地开始》曾广受好评。而这一次，他推出了短篇小说集《我们的命是这么土》。小说中的故事，皆发生在袁凌的陕西老家。因此，这本书堪称是他为中国乡村写就的一份“命运档案”。在虚构与非虚构之间，袁凌究竟用文字构造了怎样一个世界呢？

  文 唐骋华  图 资料

  回乡写作

    2005年，袁凌三十二岁，正处于人生“最光明的时期”。他差不多是第一批从传统媒体转向网络媒体的人，彼时，在新浪新闻中心做副总监兼主编，薪水高、前景开阔。然而他提出了辞职，理由是：回乡写作。

    这个思路让时任新浪网总编辑陈彤很难理解——别人巴不得离开农村进大城市，你怎么反过来？他提出将袁凌派驻美国，换个环境。袁凌婉拒了善意，坚定地返回老家。

    多年以后他回忆，当初的固执源自一次亲身经历。2004年初，袁凌回陕西八仙镇过年，眼前的景象把他震惊了——干净的小溪变脏了，大河被截流，开始干涸、风化；楼房取代了土屋，田地迅速消失；年轻人全走空了，只剩下老弱。出乎一种媒体人的职业本能，袁凌不断地自我拷问：究竟发生了些什么？

    经过调查他发现，人们将可循环利用的旱厕改成现代化厕所，看起来是进步了，却由于污水直接排进溪流，造成污染。整个汉江流域，建起了数以千计的小型水电站，它们野蛮地截断河流，形成一滩滩死水，乃至将河水抽干，使鱼儿纷纷死亡、发臭……

    “我感到非常非常焦虑。”袁凌说，“我意识到，在急剧城镇化的过程中，乡土正发生着亘古未有的断裂。”他觉得自己必须回去，即便无能为力，也要亲眼见证这场剧变。

    他确实无能为力。十年间，家乡不断地改变，变得面目全非。他只有依靠写作，来缓解内心的焦虑。他先后出版过《我的九十九次死亡》《从出生地开始》等非虚构作品。《我们的命是这么土》则是首部小说集。小说中的人物，都能从袁凌的家乡找到原型。 

  虚实之间

    陕西省安康市平利县八仙镇，1973年袁凌出生在这里，一直待到念完高中，考入西北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工作几年，他去复旦大学攻读现当代文学，并于1999年6月获硕士学位。随后他进了《重庆日报》，未几，又考取清华大学博士，专业方向为古代思想史。

    从这个角度说，袁凌堪称“学霸”，属于典型的“读书改变命运”的那代人。但他并不满足。他总想出走出书斋，闯荡一番。 

    2003年秋，袁凌刚抵达北京，听闻到《新京报》创刊的消息。他隐瞒学生身份，递出简历，成为该报首批深度调查记者之一。那年肆虐的“非典”令人记忆犹新，而袁凌，凭借一篇关于SARS后遗症的报道打响了名号。写完这篇稿子，他到北京西郊闲逛，忽然接到编辑的电话，对方兴奋地告诉他：“你要一战成名了！”

    紧接着，“11·3衡阳大火”震惊全国，袁凌前往调查。这篇报道同样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但烙印于袁凌记忆深处的，是衡阳殡仪馆外遇难者化成的油烟。它们飘落到头和脸上、衣服上，“腻腻的一层，让我好几天吃不下饭。”

    近两年磨砺，袁凌已迈入中国最优秀媒体人之列。之后，他还写过多篇特稿。甚至重回家乡后还一再地被召唤出来，投入到“像石头一样坚硬”的调查中去。当然，他也为家乡写过不少作品。例如《血煤上的青苔》。

    平利县八仙镇人口仅三万，却有上千座矿工的坟墓，以及上百名残废矿工。袁凌与之朝夕相处，熟知他们的命运和生活细节。2011年他动笔写下《血煤上的青苔》。或许是感触太深，袁凌平生第一次在特稿写作中使用了比喻：“他们都是人生还没来得及展开就被命运的床单收敛起来的人。”这里的“他们”指残废矿工，其常年卧床，用床单包裹着躯体。

    那一年，袁凌其实还出了本诗集，取名《石头凭什么呼吸》，无自序、无题跋、无名家推荐。“一棵树/在地下的生活/十倍于地上”，他这样写道。彼时，他正孤独地写着小说。

    《我们的命是这么土》收录了八篇小说，从2005年回乡算起，袁凌写了有十年。换言之，他一边进行着非虚构写作，一边又构建了另一个王国。为什么选择小说呢？初衷很简单。常年行走于乡间，袁凌听到过各种各样的奇闻轶事。有个农民讲，他老婆太懒，洗完衣服放石头上，被癞蛤蟆爬过，结果生了个癞蛤蟆。“你会觉得非常荒谬，可他绝对是当真事来讲的。”类似虚虚实实的故事，写进特稿显然是不合适，而对于小说来说，无疑是很好的素材。

  对话 Q&A

  Q=生活周刊 A=袁凌

  我写的，是我所认为的真实

    Q:为什么叫《我们的命是这么土》，也不怕卖不出去？

    A:书名是编辑起的，来自于我的一句诗：“我们的命是这么土/只有两颗眼珠在转动”。我接受了这个创意。我认为“土”不仅是书中人物的命运，也是支撑乡村的本质。土不意味着肮脏、落后，土是养育生命的，如果离开土，我们就没有了食物。土也养育了各种动物、植物，养育了节气、雨水、风俗，养育了传说和神话。土是一个世界，但不是肮脏落后的那种“土”。它像土层一样深厚丰富，甚至不乏生命的神奇。

    Q:我发现你的小说有大量关于农村生活的细节描写，甚至到了有些繁琐的地步。

    A:我确实有大量内容是写人物怎么劳动，生产粮食。因为如果你没有写劳动，就没有真的去写农民。

    Q:从五四到今天，写农民、农村的很多，但你这种写法似乎很少。

    A:我前几天曾和梁鸿老师讨论过，我们当下怎么写乡村，怎么写农民？是不是还要像鲁迅那样，批判所谓的国民性？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我们文学作品中的农民形象，基本就是愚昧、麻木、肮脏的。为什么会这样？我觉得因为作家在城市里写农民，更多的是将其作为材料来用吧。梁鸿老师就认为，农民是社会进程中的主体，而不是符号或静止的化石。所以我是一再试图想写出活着的、有内心世界的农民。

    Q:那么从小说的角度说，你构建的这个世界，多大程度能还原农民的真实世界？

    A:我的确不知道我构建的这种世界观和农民自己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在多大程度上是相符合的。我能做的是尽量把他们的现实生活写得可靠一些。所以我当时选择了回到家乡，回到土屋里去写。这样是一种近乎强制的保证，因为你无法身处土地当中自我欺骗。

    Q:你既进行非虚构写作，又创作虚构作品，你觉得两者的界限在哪里？

    A:确实，我的写作分为两大块。我写了大量的非虚构，跟我的职业有关的特稿，以及个人写作，比如《我的九十九次死亡》和《从出生地开始》。我也写虚构作品，诗歌、小说。到底两者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很难找到平衡点。

    如果定义它们的区别，可以说非虚构虽然包含作者的个人视角，甚至容许抒情和想象，但必须让读者能辨识这是作者的，不能混淆为作品中人物本身。报告文学盛极而衰，一个原因就是模糊了这个界限，生造当事人的语言和内心世界。这是虚构和非虚构的明确界限。

    Q:就是说，你写虚构作品，是想构建一个内心世界？

    A:这是每个写作者最大的愿望吧。其实，无论我写虚构还是非虚构，都强调真实性。我的很多小说可以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对应的地名、人名，可能一些生活细节是我拓展的、添加的，但大体可以对应到真实的环境里。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小说中的人物等同于现实中的这个人，即使作者有意如此，也不可能实现。因为我构建的这个世界是自然生长、自成一体的。

    Q:这个世界的核心，或者说根本是什么？

    A:不管我写什么，我都是在写一样东西，那就是我认为的真实。

    Q:这种真实，使你的小说呈现出怎样的一种样貌的？

    A:我们通常期待一个人性的故事。在生活中，我们很多时候得不到满足，就希望小说中的人替我们补偿。但我小说里的人，从头到尾可能没有多大的发展。他有一些想法、一些生活，但实际上并没有起伏。从头到尾，外部环境没有发生太大变化，你看不到这个人随着故事进展变得重要了。这违反了一般人对小说的期待，我的朋友把这叫做“反叙事”。

    Q:这样会不会增加阅读难度？我感觉，你的小说不是太好进入。

    A:我不是在写一个好看的故事，我的小说不会很曲折，有很多情节。我是在写一个世界，一种生活和内心形态。这个世界需要你主动进入，不是被人领进去，所以会有门槛，或者说有一点缓坡的。但是当你进入了，会看到很多东西，不光是在这个人身上发生的事，更主要的是他跟周边环境的互动、互生。人和环境在交换呼吸。

    Q:就是说，你的小说世界其实是开放的。

    A:是一个打开的世界。我不希望我写的东西是一条封闭的巷子，你走进去之后，被叙事带着，只能跟着它的逻辑往前走，最后只有一个结局。我希望我的小说是一棵会呼吸的树、一棵故事树，它是自然生长起来的。我认为小说人物不应该跟周围的日常细节斩断联系，否则，他的生命也就枯萎了。

  众论 Comment

    袁凌的语言和叙事，因对大地生活的凝神关注而绵密细致，如清泉缓流，点滴注入，持久涤荡。人物因此充满情感并富于层次，乡村也因此重又恢复它的丰盈、灵性和坚韧的生命力。

    ——著名作家、《中国在梁庄》作者梁鸿

    若问袁凌这八则短篇有何特色，我只想简单说一句：不好读。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郜元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