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世纪，犹太人曾沿着丝绸之路来到唐代首都长安。由此可知，他们与中国人结缘之早之深。上海开埠后，拥有经商头脑的犹太人抵沪，如沙逊、哈同、嘉道理等，在上海近代史上记下了浓重的一笔。

    不过，初到上海的犹太人大多为富翁、冒险家，人数也才千余人。他们高踞食物链上端，和普通人是相隔的。十月革命前后，大量俄罗斯犹太人移居上海，他们经营皮货店、服装店、饭店、书店，做的都是小生意。生意虽小，人与城市的距离却贴近了。

    1938年局面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此前，世界上多数国家是接纳犹太人的，之后却陆续关上了大门。深受德国纳粹迫害的犹太人想逃出生天，只有一个选择——去中国；而在中国，他们唯一能待的只有处于孤岛时期的上海。据学者研究，德国、奥地利、波兰等地的犹太人纷纷辗转而来，这个过程持续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他们和上海的故事就此展开。

    潘真的《犹太难民与上海》记录了其中66个故事，用作者本人的话说，发掘了不少“独家记忆”。

    麦克·布鲁门撒尔，1938年末随父母逃离德国，避难上海，从13岁至21岁整整度过了八年。刚到上海时家境尚可，租住在威海路附近。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情况恶化，他只得四处打零工。他干过一份活：每天送面包，报酬是半条棍子面包。拿到面包后他会趁热卖掉，换取粗糙但数量更多的食物。1943年，布鲁门撒尔家搬到了舟山路59号的小阁楼里。那是日军专为犹太难民划出的“隔都”（ghetto），两平方公里的面积里挤着18000多人。

    与之类似的回忆书中还有不少，既包括人——例如已故以色列前总理拉宾，犹太难民后裔、上海世博会以色列国家馆总设计师渡堂海，也包括地点——例如被犹太难民视作精神家园的摩西会堂、上海犹太人常去的大西洋咖啡店。

    难得的是讲述者都很坦诚。很多人表示，在上海的日子里他们还年幼，而且多为聚居。加上文化隔阂、局势动荡，因此，与当地人交流较少。像布鲁门撒尔，八年里才学会了一点点上海话，主要是跟他经常打交道的老虎灶小老板、黄包车夫学的。直至多年后回想起来，才感到中国、上海是自己的“根”。这也是犹太难民及其后裔近年来频频造访的重要原因。

    我觉得这是本书最打动人的地方：它充满了细节，用细节还原了那段历史、那些温暖和百感交集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