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生来就不走寻常路，比如朱维毅。他曾两次插队，36岁赴德留学，取得工学博士后又“不务正业”，做起了口述史。他的口述史题材也是相当冷僻——寻访二战德国老兵，寻访黑龙江建设生产兵团的老人。

    文 唐骋华   图 资料

    理解他人的处境

    蓝衬衫、黑西裤，配以瘦削的身材，朱维毅看上去相当年轻。尽管他出生于1952年，早已过了退休年龄。他的宾馆房间井井有条，没有零散衣物或随意摆放的拉杆箱，似乎他不是旅人，而打算长住。说话时他身体略前倾，思路清晰，句子与句子之间互有照应。这一切都显示出某种德国式的严谨和整洁。朱维毅在德国生活了二十多年，最近才放弃了德籍身份。

    他也有中国北方人的豪爽。多年前采访一位老兵，午饭时聊得兴起，不知不觉干掉了一瓶北大仓白酒和两瓶啤酒。老兵告诉朱维毅，他的酒量是在冰天雪地的战场上炼成的。老兵叫段松魁，保定人，十八岁参军，拼过刺刀。后来段松魁被任命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某团团长。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组建于1968年6月，包括70多万老垦区人及其家属、30多万城市知青及3000多名现役军人——为之付出了青春岁月。

    朱维毅曾两度赴山西榆次插队，吃过不少苦。于是有了《生命中的兵团》。朱维毅访问数百位亲历者，加上大量历史文献，用120万字记述了这个特殊群体。在上海、北京举行的聚会上，“北大荒荒友”们感慨：“朱老师是懂我们的。”朱维毅的说法则是：我能理解他们的处境。理解，正是打开被访者心灵的钥匙。 

    老教授的“战备物资”

    这种对于人的理解力可追溯到学生时代。朱维毅祖籍江苏，幼年随父母定居北京。“当时的学生跟今天不一样，兴趣爱好十分广泛。”课堂上他认真学习，课余去北京市少年宫学画画。学校还定期把学生组织起来，进工厂劳动，或下乡去果园。

    此番磨砺使朱维毅既能掌握生活技能，更加深了社会认知——对各行业、各阶层他都建立起了同理心。

    1 968年朱维毅自行选择到山西榆次做插队。对当地现状他十分淡定，“不觉得很苦，也没有迷失。”很长一段时间，他都保持着“每天12小时最原始的体力劳动”。整整二十年后，朱维毅作为公派生赴德攻读博士，旋即将妻儿接了过来。出国助学金每月810西德马克，不够开销，他就利用节假日去打工： 搬家、卸货、挖地沟、送邮包、清除建筑垃圾……都是体力活，以至于他笑称足可攒一本《西柏林重体力劳动大全》。

    朱维毅坦言，是插队的经历助他度过了艰辛时光。他也开始打量这个新世界。初到柏林，市中心的威廉皇帝纪念教堂令朱维毅印象深刻——它太破了。当地人告诉他，二战中，这座教堂屡遭轰炸和炮击，战后，德国人将残骸整体加固，保留下来以警醒世人。

    日子久了，越来越多的“战争遗迹”呈现眼前。最典型的就是老人。覆亡前夕，纳粹不断降低征兵标准，青壮年男子基本都当了兵。最后连孩子都拿起枪杆。1990年代的德国街头，那些面容安详的老人八成就做过“孩子兵”，包括朱维毅的博士生导师克拉茨教授。

    一开始他并不知情。1990年两德统一，克拉茨教授拿出家中存货，当礼物分给研究所同事，朱维毅得到了两包烟丝。他很疑惑：教授又不抽烟，存什么烟丝啊？一打听，原来这些是“战备物资”。老一辈德国人生逢二战和冷战，饱受物资匮乏之苦，养成了储备日用品的习惯。克拉茨教授生性善良，存烟丝是为了必要时帮助他人。

    后来翻看克拉茨的简历，朱维毅更为惊讶：教授不仅亲历过战争，而且参过军。“那是1943年，他未满十六岁，是个孩子兵！”两年后克拉茨被美军俘虏，在战俘营待了一年多。 

    一个人的“零点”

    在采矿破坏学领域，克拉茨属国际顶尖级学者，朱维毅就是冲着他去的德国。万万没想到，自己的导师居然是一名“二战德国老兵”。朱维毅对这一群体产生了浓厚兴趣：他们经历过什么？战后如何生活？又怎样看待那场战争？这个工科博士决定转向口述史。

    困难显而易见：你一个外国人，人家凭什么接受采访？朱维毅想通过官方机构或民间老兵协会联系，效果很差。“他们没有这方面的需求，而且觉得你很奇怪，因为德国人对老兵都没多少兴趣。”于是转而从德国朋友入手：请他们的家中长辈找老兵，老兵再找老兵，“这样就形成了网络。”2002年布隆贝格市甚至为此举行了一次老兵座谈会。

    信任感一旦建成，沟通就很顺畅。老兵们坦陈，纳粹上台时他们群情激奋，为希特勒欢呼，觉得国家有了希望。他们是抱着“为国尽职”的信念奔赴战场的。直到二战结束，纳粹暴行被相继揭露，他们才幡然醒悟：自己曾经为非正义一方效力！

    经历过二战的德国人将醒悟时分称为“零点”——从这一刻起直面往日的耻辱，从头再来。很多老兵把被俘视作个人的零点。尽管当战俘需要承担繁重劳作，还有面临未知的风险；但那也意味着自我救赎。走出战俘营那天，生活重新开始了。朱维毅访问的数十名老兵，战后都勤勉工作，有六人还获得了博士学位。

    从2005年起，朱维毅陆续发表二战德国老兵的口述史，2010年出版了《德意志的另一行泪：“二战”德国老兵寻访录》。如今，那些老兵多数已凋零。

    某种程度上，这本书也是朱维毅的零点。他父亲曾入读华中鲁艺（1941-1942），爱写爱画，子女们深受其影响，也热爱文艺。然而命运拨弄，朱维毅必须靠工科改变命运。可他并不甘心，觉得“三书生活”（写书、教书和看书）才适合他。毕业后他打过工，开过贸易公司、咨询公司，甚至合办了食品厂。这一切都是为“三书生活”打基础。

    《德意志的另一行泪》的出版意味着朱维毅“弃商从文”，全身心投入写作。他放弃了德国护照，返回故土。他要给中国人做口述史。他用近两年时间走访、写作，并推出了《生命中的兵团》。“我的事业和生活在中国。”朱维毅拍了拍电脑，那是他一个人的事业。

    Q=生活周刊 A=朱维毅

    面对“黑历史” 要反思，也要有智慧

    Q:《德意志的另一行泪》采访的大多是普通士兵，对他们你的总体观感如何？

    A:普通士兵是构成德国武装力量最主要的人群，经历上各有代表性：有参战的经历，有战俘营的经历、有后方家属饱受战争磨难的经历，也有对历史的反思……人性的这种体验和思考很珍贵，从前没有人做这个。

    Q:德国人自己做吗？

    A:德国人做的外部没人关注。我买过各种回忆录、回忆文集，有军官有士兵，他们写给自己看，没有传播效应。德国以外的作者为这个群体做口述史的很少，中国是肯定没有。中国关于二战德国的书其实并不少，但都是资料型的，人与人的接触、采访没有。

    Q:跟老兵聊最困难的地方是什么？我是说，有什么忌讳？

    A:基本很顺畅。其实愿意和你谈的都是没有负罪感的，沟通会很顺畅。但有些人你就见不到了。一类是犯有战争罪行的，比如管理集中营的党卫军。我很想找到这样的人，谈论他们作恶的历史，但他们不愿意。第二类是高级军官，可以站在更高的层次上讲解历史，可惜我做得晚了，大多数已经去世，活着的也90多岁了。

    Q:你刚才说接受采访的老兵没有负罪感？

    A:是的，德国老兵整体的状态是回归正常社会，这跟政治家对德国命运的导向很有关系。二战中德国的青壮年几乎都参过军，如果彻底否定，德国没办法站起来。你既不能把这个民族从整体上给否定了，又不能宽恕它的罪行，那么如何确定犯罪主体，就十分考量政治智慧了。德国的做法是政治家把责任承担下来，而不加之于人民。二战之后的总理阿登纳、勃兰特都是反纳粹斗士，但作为政治家，他们代表整个民族向世界谢罪。

    对战争的底层参与者则给予其正常待遇，包括有党卫军经历的人，只要他只是执行命令，就不承担战争罪行。老兵拿工资、拿退休金、纳入社会保障体系。

    Q:那么这些老兵如何看待自己在那场战争中的表现？

    A:那段历史当然是错的，当年他们丧失了自主思考的权利和能力，但现在觉悟了，不会再受驱使了。因此，德国老兵能很坦然地说我做过什么事、对历史怎么看。在德国，谢罪是国家层面的事，而不是历史亲历者。

    Q:其实你书中也揭露了不少国防军的罪行，很多德国知识分子也认为，德国给世界带来如此巨大的灾难，民众同样是有责任的。

    A:这种反思是需要的，尤其德国有一群思想深刻的、绝不浮皮潦草的、什么都要追到根的知识分子。他们回顾历史，分析纳粹为什么得势、希特勒是如何上台的，以及德国是怎样走向战争的。这种知识分子的理性分析让德国不会迷茫，引领民众坦诚、深刻地面对那段历史。但政治家不能这么做，要是把所有人都当作犯罪主体，整个国家就支撑不住了。

    非虚构写作不能贴标签，更不能自己做结论

    Q:看《生命中的兵团》我有点意外，本以为一定写得苦兮兮的，但实际上这并不是一本“诉苦史”或“苦难史”。

    A:如果非虚构写作只能让人难受，不但会排斥很多读者，思想启发性也不够。那个时代的苦是很多人都经历的，你再怎么也写不出花来，对不对？要有整体感，要有正能量。我借用这个词，是指这种力量在历史上一定是对社会有推动作用的，而且到今天还能体现。

    Q:具体到建设兵团的历史，它有哪些正能量？

    A:黑龙江建设生产兵团和平时期可以把国家投资的国营农场运营起来。中国传统意义上的疆土，最有开发潜力但也最难开垦的，就是北大荒，100多万兵团人在北大荒屯垦，把它变成了机械化最高、产量最大的全国第一大粮仓。今天我们能有底气，就因为有个粮仓在那儿。

    Q:从书里我看到，建设兵团里有各种人，呈现出人的复杂性，很难用几句话概括。

    A:现在人们看待历史，无论中国还是国外，都有一个普遍性的问题：愿意把一段历史概念化、整体化、标签化。实际上深入历史你会感到，亲历者有很多方面、很多类型，他们的经历完全不一样，对生活造成的影响也很不一样。比方说黑龙江建设兵团的知青，来自一二十个城市，有的是黑龙江本地的，那相当于上海人到崇明插队，就在家门口，无论是和家乡的距离还是生活条件，变化都不大，无非换一种生活方式。但如果你是从江南地区到黑龙江的，承载的东西肯定更多。如果用贴标签的方法对这个群体做整体评价，那就片面了。

    Q:所以你都以叙述为主，而不做结论。

    A:我是尽可能多方位、多层次地展现一段历史当中的某一个群体，把历史事实和展示事实过程当中作者的一些联想表现出来，这就够了。如果作者把话都说完了，这本书就没有什么价值了，不接受你看法的人会对书产生排斥，接受的人等于你给人家讲课。所以结论，一定要交给远离这段历史的人去做，因为距离越远才越能看清楚。你不可能给你自己创造的或经历的历史下结论。

    Q:这也是你对口述史的认识？

    A:对，历史本身的阐述不可替代。做口述史的主要价值，就在于给后人提供观察、分析这段历史的依据。我希望给读者能从多方面观察这些群体，有独立思考的空间。

    Q:接下去准备为哪个群体做口述史？

    A:暂时不会，我可能去写小说或剧本。做《生命中的兵团》这么一本书太累了，人总有一个精力旺盛期，不能老挑战艰巨的任务。写小说容易多了，可以靠生活阅历。当然就跟前两本书一样，我的题材肯定是独特的，可能是关于中德文化对比的。

    朱维毅 Zhuweiyi

    德国工学博士，1952年10月出生。北京“老三届”初中生，曾两次赴山西榆次插队。1988年赴德留学，在柏林工大获博士学位。随后逐步将主业回归到自幼喜爱的文学创作，著有《留学德意志》《德意志的另一行泪》《生命中的兵团》等非虚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