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高考从乡村进入城市，被称作“跃龙门”。三十年来，不知多少学子跃过了这道门。不过他们似乎只买了单程票，再不回头。如果考入中央美院这类重点高校，更是如此。80后青年黄于纲偏偏“反向操作”——从央美一毕业，他就返回乡村待了将近十年。他以艺术家的视角描绘乡村的变迁，用社会学家的手法调查现状，并逐渐投身到建设中去。

    文 唐骋华  图 受访者提供

    黄于纲皮肤黝黑，手掌上有老茧，衣着也寻常。你甚至可以说穿得草率，令人对他的审美品位起疑心。单看外表，他不像艺术家。我指的是那种用商业逻辑包装出来的艺术家。

    他的言语也很平实，还带些粗砺。他不讨论技法，尽管承认那很重要，但“远远比不上情怀”。他不关心所谓流派，“那是批评家的事”。他喜爱的珂勒惠支、伦勃朗、高更、吴冠中、王怀庆，风格迥异，情怀却皆动人。某画派曾想拉黄于纲加盟，遭婉拒。“艺术家应该是独立的个体，绑到一起就容易被同化。那有什么意思呢？”

    给点阳光就明亮

    真正让他觉得有意思的，是凉灯，湖南凤凰县下辖的一座小山村。凤凰名满天下，而凉灯，仍然是“湘西最偏僻的苗寨”。当游客涌向凤凰古城之际，没有人会意识到，二十多公里外的深山中散落着数十户苗家。他们默默生活，或许，终其一生都无缘迈入县城。

    黄于纲几乎是凉灯唯一的外来者。从2010年底开始，他成了龙求全一家的“专职画师”。

    龙求全及其妻子患轻度智障，育有二子二女——大女儿也是智障，小儿子因高烧夭亡。龙求全的母亲，是个“个头不高、性格犹豫”的老太太。黄于纲数不清去过龙家多少次，有时候白天，有时候晚上。如果是夜间，他会戴起矿工帽，拧开顶灯，好照亮画板。

    由于长期置身于黑暗，黄于纲的画面也变得很黑，而且越来越黑。艺术批评家王春辰初次看他作品很惊讶：“哎呀，那种黑。”

    黑，首先源自环境。凉灯为群山环抱，经常雾气缭绕，光照不足，屋里难得亮堂。龙求全家又生火造饭，“积年累月，灶台、柜子、桌椅、碗筷乃至床和屋顶，都被炊烟熏得只剩黑色。”很长一段时间，黄于纲的调色板上不曾出现过鲜艳的色彩。

    另一个原因是心理层面的。即便在湘西，凉灯都算最贫困地区。2014年10月黄于纲做了一份调查问卷，结果显示，该村家庭年收入平均少于1万元，逢灾年，还要打折扣。龙求全家又是凉灯最困难的人家。“贫穷使人联想到黑色，有几分沉重、几分压抑。”

    但黑并不是全部。上海证大当代艺术空间正展出《“凉灯”——黄于纲的一件作品》，有百余幅绘画、照片。基色固然是黑的，却透着些许光亮。

    “去过你就知道，只要有一点点阳光，就会射进窗户。”黄于纲说。苗家也正如阳光，努力地穿越黑暗。两年前夏湘西大旱，90%的稻田绝收，凉灯也难逃此劫。“颗粒无收，春耕全白费了。”然而来年春天，人们依旧赶着水牛播种、耕作。其中就有龙求全。他冒着春雨下地耕种，看到站在田边的黄于纲，笑了。

    波折的油画之路

    这样的笑容黄于纲再熟悉不过。他经历过许多挫折，曾经跌得很惨，但每一次都站起来，像龙求全那样，笑一笑。

    1980年黄于纲出生于湖北，后随家人移居湖南桃江县。他自幼喜爱画画，念初中时，英语老师送了他一块画板。黄于纲至今记得画板为橄榄绿，是他儿时仅有的“玩具”，整天抱着琢磨。15岁那年他考入某工艺美专，赴长沙求学。

    入学后，黄于纲有一种受骗的感觉。“学校位置偏远，老师都是外聘的，敷衍了事。”他不甘心混日子，自学书法、水彩和设计。为生存，他帮人搬过保险柜，每月挣180元。

    读了一年半美专，听闻东莞“遍地黄金”，为谋生黄于纲和同学们南下。十几个人挤一间毛坯房，吃最差的伙食，到服装厂当学徒。折腾两年多，毫无所获。“水平太低，我都怀疑自己还要不要画画。”迷茫之际，他经友人介绍结识了蔡吉民。蔡吉民为湖南师大美术系副教授，以油画见长。他认为黄于纲是可造之材，但必须从基础学起。

    在蔡吉民的严格训练下，黄于纲考入中央美院。“刚开始其实我是拒绝的。”他想学油画，收到的却是影视动画专业的录取通知，放弃又舍不得。几经思量，他去报到了。开学那天黄于纲跟老师说：“给我及格就行，我还是要学画。”所幸央美风气开放，尊重他的选择。

    2006年黄于纲的《年关》获中央美院毕业创作一等奖、中国学院奖最佳美术设计。26岁的他也即将大学毕业。从乡村孩子跃升到央美高材生，所有人都认为黄于纲将摆脱贫困，在大城市开启人生新篇章。然而他背起行囊，重返湘西。

    每个角落都震撼心肺

    “其实我从未疏远过湘西。”央美求学期间，每到寒暑假他就回来。他喜欢沈从文，读他所有的书。2003到2004年，他沿着沈从文的足迹把湘西走了一遍，创作了大量素描。他的毕业作《年关》，画的就是凤凰县山江镇。

    临近毕业，黄于纲越来越忐忑。“老实讲，我对自己的画缺乏信心。”前辈大师那么多，当代艺术更是流派纷呈，“年轻画家想树立独特的风格，太难了。”黄于纲一直在思索，自己的根在哪里呢？对于渴望寻找支撑点的人来说，回到乡村，大约是最直接的选择。

    2007年，黄于纲落脚山江镇千潭村。此前他积攒了7万元，对新婚妻子说，能节约着用十年。“十年以后，我相信能靠画画来养家。”

    小两口住在一所废弃的小学里，后院有片菜地，他们浇水、施肥。每天清晨，黄于纲拿着画板、画笔写生。有时候只是坐着，静静地观察苗民的一举一动。看着看着他会想，能不能深入到生活的内部去理解、描绘他们呢？这个念头盘旋了好些年，直到遇见龙宁生。

    龙宁生，凉灯小学校长兼唯一一名老师，作为全村最有文化的人，也给村民治点小病。他告诉黄于纲，距千潭不远的凉灯，有一户人家可以做模特。那就是龙求全一家。

    第一次探访龙家，黄于纲就明白自己“找到了”。此后只要人在凉灯，他每天都去。“虽然构图相近，可我总觉得不够。他家的每个角落都震撼心肺！”有段日子，龙求全的母亲有排斥之意，“我厚着脸皮，尽量不打扰他们，也就画了下来。”

    四五年间，黄于纲积累了好几本笔记，这些是他创作的组成部分。从中，能读到他对艺术的理解，也如实反映了乡村的现状。

    “最大的问题是，年轻人走光了，只留下老人和孩童。他们的需求如何解决呢？”在笔记中，黄于纲直白地记载了各种“解决方式”。有些细节，如同龙求全家的角落那样，震撼人心。十年磨砺，黄于纲思考的范畴已超越了艺术。难怪王春辰认为，他的作品“大于绘画”，而是一份沉甸甸的乡村调查报告。

    对话 Dialouge

    Q=生活周刊 A=黄于纲

    找到自己的钥匙，打开门，与世界沟通

    Q:我觉得你非常不容易，尤其是考虑到这样的大背景：这十几年间中国当代艺术日益火爆，很多作品拍出了天价。眼看别人名利双收，你动摇过吗？

    A:完全没有。有些艺术家追求奢华的生活，那无可厚非，但我确实觉得艺术家首先应该关注作品，然后本着“自己喜欢画，一不小心换成钱”的态度去推广。至于能换多少钱，跟作品本身的好坏并没有关系。就像匹萨，虽然比馒头好看，但两者的命运其实是一样的——用来填饱肚子。在馒头与匹萨之间，我选择馒头。这是我的生活方式。

    Q:是什么让你专注这件事近十年？

    A:对生命的敬畏。我常常想，生命就像尘埃，有的穿过阳光，掉落到地上，有的还没有来到阳光下就已落寞。我要记录这些尘埃，无论它们划过怎样的弧线。所以你会发现，我的画虽然带有抽象性，但并非抽象画。我更注重反映当代的现实性，因为笔墨当随时代。

    Q:我对这句话的理解是，你既是艺术家，同时也是记录者。

    A:我更愿意称自己为乡村变迁的记录者。我记录凉灯人的生活，记录他们对幸福的向往与追求。我觉得这些是大于作品本身的。比起他们对幸福的渴望，我的创作是那么苍白无力。

    Q:所以虽然你的作品基色是黑的，有些悲伤沉重，但并不令人感到绝望。我甚至能从中看出一丝光亮。

    A:艺术作品不应该让人绝望，而要展现光辉，人性的光辉。凉灯很穷，但那里的人过得很认真，不会因为今年遭了灾，一年辛苦白费，就放弃来年的春耕。这种精神是令人鼓舞的，也促使我们反思：什么叫生活？不要以为我们对生活的理解比他们高，他们也很努力，只是说不出来而已。我对他们没有怜悯，只有敬仰。

    Q:凉灯是个闭塞狭小的小村落，你画了那么多年，却始终保持着活力，为什么？

    A:越在小地方，眼光就越要放大，学更多东西，走出国门。既然守在这片土地上，你就必须找到它的钥匙，打开门，与世界沟通、衔接。

    Q:你认为自己的艺术实践会为凉灯带来什么？

    A:个人的力量是微小的，所以我希望通过在上海、北京举办个展，让更多人关注、了解凉灯，改善乡村境遇。未来，我会尽自己的力量做更多事。我巴不得他们过得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