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来，对古书收藏心有所感的韦力，拉朋友拓晓堂多次长谈，出了本《古书之媒：感知拍卖二十年摭谈》。全书分七章，每一章的标题都颇有趣味：忠义录、考工记、艺文志、百艳图、英雄谱、先贤赞、清暇录。一问，果然都是韦力珍藏的古书，正好拿来活学活用。

    古书收藏圈是这样一个圈子——你很可能不知道它的存在，或者以为，收藏古书的必定是些不接地气的老学究。但这圈子不仅真实地存在着，而且，中坚力量多为四五十岁的成功人士。

    而古书，也并非总是脏兮兮的，它亦有耀眼时刻。2012年6月，苏州过云楼藏书拍出了2.16亿元天价，震撼拍卖市场。当然，多数时候，古书市场确实是静悄悄的，远不如艺术品市场热闹。

    在拓晓堂看来这十分正常，因为古书收藏的门槛向来就高。

    拓晓堂，原供职于国家图书馆，1994年加入中国嘉德拍卖有限公司，任古籍善本部总经理。当年秋，他组织了中国古籍善本第一场专场拍卖会。这被韦力视作“新纪元”——中国古籍的拍卖市场自此打开，并彻底改变了古书收藏的生态。

    韦力也是奇人，1964年生，古书收藏圈没有不知道他的。据他说，此前古书交易有两个渠道：古籍书店和私人买卖。后者偏少，以前者为主。“每座大城市保留一家古籍书店，比如北京中国书店、上海博古斋、无锡古籍书店……”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进古籍书店都是有门槛的。

    韦力回忆，中国书店在北京琉璃厂设多家店面，其中有“读者服务部”。“那是个套间，一间套一间。”最外层是普通线装书，连乾隆以前的本子都很少。往里一层，专供图书馆和公共单位，凭介绍信才能进。再往里是首长服务室，到一定级别才能进。“你就明显地知道，这不是有没有钱的问题，是你根本没有资格。你作为读者是最末等的，只能买最破的书。”

    改革开放后情况有所改观。1983年“古旧书市”在北京琉璃厂举办。韦力还记得当时的盛况：“书店拉来一卡车书，往院子里一倒，堆成座小山，每本五角钱。”爱书人随即蜂拥抢购。韦力一口气花掉100多元，“现在一本都要超过两百元了。”

    从此，韦力成了书市和书店的常客。那年头古书尚未得到重视，虽然书价也顶好几个月工资，但和今天比较，就算“捡漏”了。那时“捡漏”还有条途径。文革后一些人家的书被部分发还，但主人已逝，居住面积又变小，子女愿意出让。韦力由此得了些好书。

    1994年嘉德开启古籍拍卖专场，好日子走向终结。韦力发现，受高价格吸引，越来越多的古书不在书市、书店现身，而流向拍卖会。爱书如痴的他，不得不转换战场。同时投身商界，赚钱买书。据说，他收入的90%投到了古书上。

    对话

    Q=生活周刊 A=韦力

    古书拍卖，爱恨交加的旅程

    Q:您在《古书之媒》里说，古书拍卖刚出来的时候您不接受。为什么？ 

    A:当时得书的主要渠道是古籍书店，而拍卖把价格一下子拉起来了。刚开始，古籍书店没有迅速反应，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同一部书拍卖行拍了3万，古籍书店的四五千，我是老主顾，打7折，基本上十分之一的价钱买了。所以我认为拍卖的形式是胡闹，利用人们对古籍书店的不了解。在拍卖行买的人是傻瓜。

    Q:那时候去拍卖会拍古书的都是些什么人？

    A:大部分是喜欢艺术品收藏的，但对古书行当并不熟悉的人。他有这样一种心理：一幅明代绘画拍几十万，一部明版书才两三万，他觉得便宜了。他不知道古籍书店几千元。信息不对称。我认为长久不了。人们慢慢会知道，古籍书店更便宜，那为什么要买贵的呢？但慢慢情况变了。最初价格一拍贵了，我就去书店买，可后来书店也发现了。结果，只要拍卖行拍出这个价，书店的书就提到那个价。并且书店也可以把书送拍。拍卖行是偶然性很强的地方，买家互相斗气，会把一般的东西抬成天价。而你搁书店卖，只会打折不可能涨。于是好书都送到了拍卖行，架子上捡不到便宜了。

    Q:这两年古书往往拍出天价，您认为原因是什么呢？

    A:不可再生性。书画呢，以前有齐白石，今天有当代大师，明天还会有。永远有大师永远有精品，层出不穷。古书不是，它有恒定量。所以古籍书店有句话：“好书卖一本少一本。”它并不愿意送拍，但书店是经营单位，有压力。它明知道卖库存对它没有益处，但是要生存，完成利润指标、发员工的薪水奖金，就靠卖古书了。

    Q:拍卖行拍的古书主要来源于古籍书店的送拍，但书店库存有限，由于价格越来越高，它也很难购入新的。那书店岂不是坐吃山空？

    A:这的确是古籍书店的困境，各家都出现货源紧缺的问题。何况，古籍书店本身的负担也比较重。20世纪50年代搞公私合营，除了店面，还有大量人员合并进来，以至于很多古籍书店养的退休员工比上班的还多几倍。以前没社保，这些人由企业负担，包括医疗报销等等。这是历史遗留问题，没有办法的事情。

    古法收藏，遵从文化传统

    Q:据说您每年买古书要投入600多万，是这样吗？

    A:这只是个平均数。买古书是被动过程，不是你能先想好的，今年500万、明年600万，不确定的。比如有的书一出来就1000万，你不能说今年我就花600万。明年呢，没有你想要的，手头有1000万也只能看着。

    Q:您曾说自己的藏书观念和郑振铎、阿英那一代藏书家不同，为什么？

    A:每个人都会受时代的影响，郑振铎他们就受新文化运动极深的影响。据我的思考，他们的思路有点像西方文艺复兴。文艺复兴的重要方式，就是用戏曲、小说和诗歌打破中世纪的禁锢，以此启迪民智。新文化运动先驱可能也是这种思路。为了打破封建、冲破思想禁锢，他们就抬高小说、戏曲，提出了“四大名著”，强调元曲的价值，等等。而在古代藏书家那里，这些是民间玩的东西，是不登大雅之堂的。

    要知道，中国古代的分类法——经史子集，是有尊卑之分的。经最重要，史次之，子、集地位很低。小说就放在子部嘛。新文化运动后这些全都倒过来了，子部、集部最尊，接下去是史部，经部几乎无人读。反映到藏书上，那一代藏书家如郑振铎、阿英，都注重子部和集部的收藏，使这个门类大为兴旺。

    Q:对此您不认可？

    A:我并不是反对这种观念，而是觉得，中国的文化体系，从孔子以来有2400年都是一个体系，只有近100年才成了今天这副模样。新文化运动有它的使命，他们要打破传统、启迪民智。他们错吗？他们没错。那是他们的时代性。而今天我们的时代性是要遵从传统。我们不能用今天的眼光去看古代，所以在藏书方面，就要客观。就是说要尊重历史原貌，而不是用今天的眼光来批判古人。

    Q:这种认识是一开始就明确的？

    A:不是的，刚开始也不懂，人非生而知之者。我刚开始收藏是杂乱无章的，只是凭一种本能的爱好。但是既然喜欢古书，就要了解古书的历史，慢慢就明白了什么是正史。再加上与老一辈的接触，他们对新玩法不认可，我就更坚定了这条路。

    Q:您的藏书体系除了按经史子集分类，还有专题性分类。这是为什么？

    A:古人藏书是从内容角度着眼，今天我们还会从印刷角度着眼，比如说活字本的收藏。活字印刷是中国四大发明之一，但是活字本书又很少，那就作为专门收藏。活字本书自然经史子集都有，不好分散了放，那就按专题来。这叫既遵从传统，又有创新。

    痴迷，因为有先天的爱  

    Q:您究竟有多少藏书？  

    A:我最近在整理书目。其实这是我第四次整目，因为越整越严谨，就会推翻再来。新的整目已经完成了五分之四，估摸着算，大概有七八万本的样子吧。  

    Q:整理书目是要做什么？  

    A:从1949年之后，私人书目只出过郑振铎的藏书，并且他是逝世后别人替他整理的。也就是说，六十五年来出版的书目有几百本，全是公版的，私人自己整理的私人藏书书目，再没有过了。所以我觉得很有意义，要认真地弄，作为标志性的东西。  

    这部书目出来，能让研究者知道一个私人藏书家的着眼点在哪里。一个人的藏书代表了一个人的取舍，通过书目可以分析他的价值观、学术趣味。  

    Q:那您藏书的着眼点在哪里？  

    A:中国古籍的人文价值和学术价值，而不单纯是某一个行类。有人专门藏各种版本的《红楼梦》，有人专门藏版画，都无可厚非。但对我来说，这样中国整体的文化风貌无以体现。因此，我注重历史上名著的重要版本。  

    Q:晚清张之洞写过《书目答问》，您的书目，跟他是否构成一种传承关系？  

    A:《书目答问》是中国历史第一部系统的国学重点书目，我在六七年前，和来新夏老先生、天津市图书馆古籍文献部李国庆主任进行了增补，出版了《书目答问汇补》，总计110万字。这部书目当然有其价值，但它最大的问题是，只谈书名和版本，没有提要。而我做的是提要式的，每一本藏书都会写提要，详细很多。什么是写成提要式的呢？就是让学者们知道某一本书说了什么、写了什么，让研究者有个概念和方向。

    Q:那您得把每一本古书都看一遍啊。

    A:是的，我要翻阅每本书，还要查资料。做了十一年还没做完，就是这个原因。目前已写了400多万字，全部完成后应该在500多万字的样子。慢慢来、慢慢整，并不急。

    Q:痴迷古书三十多年，您对它的热爱究竟从何而来？

    A:喜欢这东西，很难说。我个人的看法，人有收藏的癖好，先天的成分占多数，有收藏癖的基因在。收藏书几十年，我认识各界的人，有的学者天天接触古书，有的人在图书馆工作几十年，但他们对古书一点感觉也没有，认为脏脏的，为什么要喜欢？但我看到就有本能的亲切感，想拥有。好也罢坏也罢，且不评论，但我觉得，爱不爱书跟有没有知识没关系，最重要的，是对它有先天的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