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上海双年展上，各种先锋另类的当代艺术品，令人目不暇接。其中“最不显眼”的，恐怕就要属《噪音催眠》项目了——因为它不是用来看的，而是用来听的。噪音？听到这两个字你是不是打算转身逃跑？且慢，听听制作该项目的艺术家怎么说吧。噪音艺术，原来不是你想当然的那么回事。

    文 唐骋华 图 受访者提供

    噪音催眠，无处不在的声音 

    看外表，颜峻就是个普通青年，穿得休闲，谈吐也随和。那音调带点京片子，也杂着些来自西北的粗粝。你绝对想不到他的“隐秘身份”——噪音艺术家。 

    噪音艺术家是做什么的？这样说吧，无论走到哪儿、置身何处，颜峻都在倾听和采集。 

    坐地铁时，他站在两节车厢之间，听它们互相碰撞发出的“吱呀”声。“像不像两个人对话？”坐飞机时，别人都睡着了，他听发动机的轰鸣声。如果有小孩哭，没关系，“仔细听，他唱得还不错。”前两天在上海吃小饭馆，食客们的嚷嚷声都能让他心情舒畅。“五花八门的嗓子，你不觉得特有意思？” 

    所有这些声音，或者说通常所认为的“噪音”，颜峻都用录音设备进行采集。此次，他把“作品”拿到上海双年展，取名《噪音催眠》，供观众体验。 

    作品安置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三楼，紧靠落地窗，外面就是黄浦江。那其实是八张按摩椅，略加改造，观众躺上床戴起耳麦，就能听到各种声音。可能是车声、人声和风声的交杂，也可能是无规律可循的“吱—咋—噗”。 

    这八部作品，两部录自瑞士洛桑，一部德国科隆，其他均录自北京。而这仅是沧海一粟。“这世界的声音太丰富了，根本录不完。”颜峻说，“连一间房子你都录不完。” 

    怎么呢？冬天北方供暖气，木地板变干燥会出声。人踩上去也会有声音。水管子会发出“铛铛铛”或“吭吭吭”的声响，有时又像唱歌。刮风，窗缝响动；打喷嚏，暖气片会共鸣。门外有车开过，高频被树吸收掉，低频使房间共振。甚至家用电器的电磁波也有声音……“好比一根手指上有几千万细菌，每个细菌还不一样。你要这样看问题，那声音永远录不完。” 

    按颜峻的说法，十年来他基本只干了这一件事，并且，将继续干下去。“我跑哪儿录哪儿，回来后掐头去尾，剪辑成作品。”

    “打口”一代，摇滚青年的光辉岁月 

    颜峻是资深摇滚迷的风向标，上世纪中后期，他就以乐评异军突起。如今，他是和李皖、孙孟晋、张晓舟等并列的传说级乐评人。尽管他已经不当“大神”很多年。 

    1973年颜峻出生于兰州，大学读的是西北师范大学中文系。那时他热爱诗歌，与友人创办了“北极熊”诗社。至今，我们还能从他的早期作品里捕捉到青春的某种特质。例如：“我和朋友对酒当歌/那位画虎的朋友 造灯的朋友/出生在九百里外的乡村/我们撑起蒙蒙细雨 收集诗歌/就打算这么度过一生”。写这首诗的时候颜峻十九岁，不久，他认识了几位摇滚歌手。“我们成为朋友，我开始迷恋摇滚。” 

    当时听摇滚有两大途径：去酒吧看现场，或者买“打口碟”。所谓打口碟，其实是来自海外的正版CD，边缘处被划出一道长方形槽口。它可能会影响几首曲子，但大部分内容得以保全。从二十世纪末到二十一世纪初，打口碟出没于兰州、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启蒙了无数摇滚青年。后来颜峻甚至据此划分出代际。照他看来，紧接着崔健、唐朝而起的摇滚乐手堪称“打口一代”，包括花儿、新裤子、麦田守望者、秋天的虫子以及汪峰老师的鲍家街43号。“那时候对外交流有限，网络也不发达，我们靠打口碟来填补文化饥渴。”颜峻说。他们一边疯狂地听打口碟，一边用吉他、合成器和四轨机尝试新花样。正是从打口碟中，王凡、李剑鸿等人发现了比摇滚更前卫的形态——噪音艺术。 

    大学毕业后颜峻进入《兰州晚报》，业余时间到当地电台任摇滚节目的DJ。他开始写乐评。起初是想赚稿费，1996年，决定写“真正意义上的乐评”。那意味着，他要让乐评刊登上《音乐生活报》《音乐天堂》《自由音乐》等国内顶尖的音乐杂志。“唯一的动力是想让北京的朋友看到我名字。”结果，“颜峻”两字不仅登遍了音乐刊物，也出现在《读书》《书城》等人文杂志上。 

    1999年颜峻辞职，移居北京。江湖盛传，为了把历年来搜集的打口碟带过去，他租了个集装箱。对此，颜峻微笑着摇头否认。

    剥离附着物，追寻声音的本体 

    定居北京让颜峻的能量和名气跃上新台阶。他的乐评影响力倍增，人脉日益深厚。他做了大量长篇专访，对象有崔健、张楚、窦唯、刘索拉、左小祖咒……都是圈内大腕儿。 

    这些乐评和专访，被汇集成书陆续出版，其中两本的书名特别有寓意——《内心的噪音》和《燃烧的噪音》。颜峻对“噪音”的理解是，剥离旋律、音色、情感等附着物，让声音本身的质感凸显，“摇滚和爵士、流行、民族乃至于古典音乐最大的区别，就在这儿。”颜峻说。摇滚会使人产生近乎本能的快感。 

    不过，接触实验音乐后颜峻发觉，摇滚对附着物的剥离也不够彻底。“还是有旋律、有熟悉的音色、有抒情性，而我渴望更直接更生理性的刺激。”他找到了老乡王凡。 

    王凡很早就用数字合成器把一些长音叠加起来，制作出“意识流音乐”。1996年又以双卡录音机、木吉他、可乐罐和廉价领带夹话筒，创作了国内首部“非学院派”实验音乐作品《大法度》。与此同时，李剑鸿在杭州组建了“第二层”。这是一支实验摇滚乐队，致力于将普通吉他手最为痛恨的“吉他噪音”做成音乐。 

    颜峻投身其间，逐渐疏远了乐评。“写乐评是分享趣味，而现在，我要创造趣味。”他拿着索尼E747录音笔，满北京城跑，录风声、雨声、汽车声、风扇声……剪辑后烧一张碟，作为演出的现场素材。那段时间他策划了不少小型演出，常偷偷将噪音艺术塞进节目单。 

    后来颜峻与好友造访欧洲，参加布鲁塞尔音乐节。海外的噪音艺术已相当成熟。这给了颜峻信心，“以后演出，我不再需要把噪音安排在摇滚乐之后。它完全能自成一体。”他还选了一处安静而温暖的地方，建立噪音艺术空间。 

    从2005年7月到2010年1月，颜峻与观音唱片合作，推出共计167场“水陆观音”。世界各地的艺术家展现了形态多样的噪音艺术。崔健、谢天笑、丰江舟等国内前卫音乐人也曾前来演出。颜峻依然记得谢天笑的忐忑，“那是他第一次玩噪音、即兴表演，下来后一个劲地问我怎么样。我告诉他，很不错。” 

    认知 Cognition 

    噪音艺术进化史 

    1913年，意大利画家卢索诺发表《噪音艺术》宣言，把日常生活中的噪音分门别类，并作为音乐作品的素材。传统音乐的旋律、和声等自此被颠覆。卢索诺堪称“噪音艺术之父”。 

    1927年，作曲家安泰尔在芭蕾舞配乐中采用喇叭声、电锯声。 

    1948年，法国的皮埃尔·舍费尔把火车轮滚动、喷汽和鸣笛的声音录下来，拼接为《铁路练习曲》。这是首部独立、完整的噪音艺术作品。 

    1970年代，不少欧洲摇滚乐手转向噪音艺术，后传到日本。池田亮司、灰野敬二、大友良英等人，对中国的噪音艺术家有启蒙的作用。 

    2000年前后，“噪音艺术”“声音艺术”开始在中国前卫音乐圈流传起来，并吸引了一些摇滚乐手、乐评人投身于其中。目前，中国的噪音艺术主力为70后。

    解读 Mind Read

    中国噪音艺术版图

    ● 王凡，北京

    王凡被誉为中国最优秀的噪音艺术家，他的经历也确实非常丰富。他参过军，做过电工，在酒吧里唱过歌——起初唱流行、民谣，后来慢慢转向了摇滚，最终一路不回头地直奔实验音乐而去。

    其实王凡曾琢磨着以摇滚为生，甚至发笔财。这倒不是吹牛。他是最早用六把吉他、四把贝斯、两套鼓做摇滚的，当时被嘲讽是犯傻，后来成为摇滚圈标配。但是当王凡发现“贵圈真乱”以后，就打消了这个念头。毕竟，比起物质财富他更在乎音乐。他的音乐越做越纯粹。例如，用超声波和次声波来“编曲”，虽遭同行耻笑而无悔。他走向了噪音艺术。

    刚开始，王凡还用合成器、电子琴、采样机，又加入了人声演绎。后来受日本实验吉他手灰野敬二启发，干脆剪除一切旁枝。他对噪音艺术的理解是：“记录当下、瞬间的意识，迅速打开内在，通过声音打开人未知的通道。” 

    ● 李剑鸿，杭州 

    北有王凡，南有剑鸿。出生于浙江奉化的李剑鸿，于上世纪90年代投身摇滚，曾组建朋克乐队“快餐盒”。后逐渐转向吉他噪音摇滚，并在1999年创建乐队“第二层皮”。 

    2003年推出新专辑，因其独树一帜，使杭州噪音艺术在中国噪音圈占据了重要位置。同年10月，应著名策展人欧宁邀请，赴伦敦参加“巴特西中国发电站”艺术展览，引起国际关注。目前，李剑鸿的演出形式以吉他和效果器的即兴为主，游走于即兴、噪音、迷幻音乐之间。 

    ● 殷漪，上海 

    殷漪喜欢旅行，全世界到处跑。跑去做什么呢？收集各个城市的声音。他倾听过的城市声音，从中国、美国一直到挪威、德国、荷兰。城市如此喧嚣，有什么好听的？“不同城市的声音，反映出人们不同的精神状态、生活模式和经济文化。” 

    交通信号灯最典型。信号灯嘛，大同小异，有什么稀奇？殷漪说，有差别。“欧洲地区的信号灯音高和响度比较低，变化周期和声音的节奏也比较慢。”中国信号灯则快得多。爱尔兰都柏林更夸张，“那儿的交通灯音量高、速度快。”细想之下，原来中国和爱尔兰的经济发展都很快，平衡被不断打破，导致人们内心的感受比较快。这体现到了交通信号灯上。 

    殷漪甚至能从交通信号灯里听出“旋律”。他解释，信号灯有节奏、音高这两种音乐性元素，还包括当代音乐的某些特征：机械、重复、雷鬼……于是，那些令人烦躁的城市声音，到殷漪那里，反倒具有了美感。“当你吃完晚饭，不妨到小区走走，听听小虫子、小鸟儿的叫声。城市环境其实是生机勃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