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亨利·列斐伏尔的美学立场中，空间是物质性和社会性相重叠的存在。露台恰巧就满足了这种物质性与社会性的关联。
    如今，上海的各式露台，是这座城市的标签。那些忽远忽近、或高或低的露台，散落在城中，各自圈出一方天地，人们靠近露台的原因不尽相同：在街边露台，望向形形色色的人群，每天与各种偶然擦身而过；在花园露台，思量不可言说的心事，任花香冲淡了离愁；在高空露台，仿似坠入云端，和浩渺天空贴身飞行；在酒吧露台，一个人的寂寞变成一群人的狂欢，挥洒肆意的青春；而到了自家阳台，卸下平日里伪装的灿烂，和内心的自我握手言和……露台，安放了人们各自的心事，也成了记忆深处黏附的胶片。
    张爱玲在散文《我看苏青》里记录下感怀：“我一个人在黄昏的阳台上，骤然看到远处的一个高楼，边缘上附着一大块胭脂红，还当是玻璃窗上落日的反光，再一看，却是元宵的月亮，红红地升起来了。我想：这是乱世。晚烟里，上海的边疆微微起伏，虽没有山也像层峦叠嶂。我想到很多人的命运，连我在内的，有一种郁郁苍苍的身世之感。”它既触及了沦陷都市的乱世浮华，又混杂了一种人类文明的末世体验。触发张爱玲这一“乱世”体悟以及“郁郁苍苍的身世之感”的时间是1945年元宵节的黄昏，空间则是张爱玲自己的居室——常德公寓顶层65室的阳台。 
    素有“城市猎人”之称的海派作家王唯铭深谙上海建筑之道，他说露台满足了上海人对富足生活品质的想象，虽然现实里头它并不鲜见。位于法租界的兴国宾馆，那里有全上海最顶尖的花园露台，视野开阔，足有三四十平米。当时建造兴国一号楼的是太古洋行的大班。东侧有单层附房与主楼相接。宅前有露台及大草坪。建筑外观为英国帕拉第奥式，浅绿色铜质四坡屋面，外面以白灰粉刷，整个建筑呈横三段纵三段的古典构图。离兴国宾馆主楼不远的西洋别墅楼群里，李鸿章的丁香花园的二楼也有一个露台。在老上海的概念里，露台主人一定拥有顶级奢华的生活，才会称得上偌大的私人露台。 
    据王唯铭多年来的观察，上海的旧式里弄、花园洋房，严格意义上的露台其实并不存在。英式洋房、法式洋房几乎都是没有露台的。只有西班牙式的洋房才会有露台。在新华路一带的外国弄堂，哥伦比亚住宅圈里，几乎所有的建筑都没有露台。但当年还有个阶层，从他们的生活轨迹里可以依稀所见露台的模样。它是那些中产阶级的阳台，藏在当年的石库门里，用铁栅栏围着，半开放式的空间，既私密又不失于和外界的连接。从某种角度上理解，阳台更像是中产阶级生活的“准露台”。除了阳台，建筑内部的回廊、空中走廊、屋顶花园也可以被视为露台的亚种。礼查饭店3楼有一个漂亮的回廊，供客人欣赏饭店内部的风景，它在墙顶辟出一个空间，用栏杆围了起来。现在老上海的英国房子里面有很多这样的回廊。 
    在法租界住过7年的“海漂”姑娘桑桑，挑选上海居所的先决条件就是一定要有一个小的阳台。哪怕居所的设施再简陋，家具再老旧，阳台是一定不能缺的。对于这些无根的“小草”来说，阳台是她们和外界联系，真切感受这座城市脉搏的存在。提子的露台咖啡馆，一度成为沪上文艺小青年的聚集地，摇滚、民谣，身体的荷尔蒙和狂躁的青春，这里还有她自己的一段无疾而终的爱情。对法国归国华侨JP来说，露台正是一个家的基本配置，他背负父辈希冀消耗在路上的叛逆，还有对血脉之地的渴望与连接，都承载于高安路老弄堂里的几尺露台。 
    露台安放了每个人的心事，也满足了人们的各种幻想：若干年前，在徐静蕾主演的青春偶像片《情书》里，野孩子和徐静蕾的脸都已模糊，只记得徐静蕾家里那个超大的屋顶露台，背靠外滩，把无限江景都照进了自己家里。那种羡慕嫉妒恨，让很多过客都难忘迷离的上海夜色；赵薇早期主演的《老房有喜》，七十二家房客居住的顶层势必有一个露台；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幽会之地几乎都发生于露台；佐罗挥着长剑跳进城堡里的露台，嫉恶扬善之后又总是从露台翻身而出…… 
    现实中，在魔都妩媚的夜色里，露台可以很奢靡，用露台美景佐以美酒、美食，秀色可餐，成为高大上狂奔而去；露台可以很文艺，吉他弹唱、小众电影、艺术沙龙，调和成小清新的氧气；露台也可以很自我，冲破水泥森林，捏成我们幻想的世界。每个人都会在心中想象出一个露台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