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中国好歌曲》，大概很少有人能体会创作者的辛酸，创作不是写写词、做做曲那么简单，假若没有良好的音乐基础、生活体悟，还有那么一点点被发掘的运气，那么，创作者也只能在一夜又一夜的失望与等待中煎熬。

    文 毛予倩 图 资料

    前期学习不容易 

    常常能在《中国好歌曲》的节目里听到这样的话语：“一听就知道你一定写过很多歌，有很熟练的创作手法”“这和我们通常听到的创作都不一样”……可见，原创这东西固然需要天赋，但也需要潜心的学习和一次又一次查漏补缺的尝试。 

    还记得《中国好歌曲》里那个平头小胡子、茄克皱巴巴的老钱吗？他学习的过程，大概能代表很大一部分创作人的心声，也算是一部有趣的小说了。 

    1986年，16岁的老钱参加西安市的霹雳舞Disco大奖赛获得了全市第三。之后，有了舞技傍身的他开始走穴生涯,“那时候在歌舞厅，一个人顶几个角色，吉他手有问题我就去弹吉他，歌手有问题我就去唱歌，慢慢就都会了。” 

    走穴生涯增长了老钱的见识，对当时的中国流行音乐界，他开始有了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愤慨：“当时没有所谓流行歌曲，老牌创作人都是写民族的，有一两首流行歌还是港台口水歌。”抱着这种不服气的心理，老钱开始潜心钻研音乐创作。“没有音乐资料，就拿个小广播，只有中央台还有境外的一些台会吱吱啦啦放些歌，谁有一盘磁带大家都翻录。”经过不断的学习，老钱逐渐有了自己的作品。他的第一首歌是别人先给他写好的词，看到歌词里有“雨”，老钱就在暴雨天站到室外去找那种意境。 

    而与老钱有着不小年龄差距的王晓天，那一首没能一次过关的《再见吧！喵小姐》惹得多少人为之心颤，而这位年轻的创作人，也对创作的前期学习这件事有自己的体悟。 

    高中时，王晓天的发小，偷偷给他报名黑龙江联通炫铃原创大赛，后来真的接到了参赛通知，发小就陪着王晓天去参加了比赛，经过几轮比拼，王晓天在决赛中打入了前十，赢了3000块电话费。 

    之后，音乐热情被点燃的王晓天就在学校里组了个乐队，“这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支乐队，叫星期天乐队，总共5个人”，乐队是办起来了，可是队里的5个人还没有经过正规的训练，就匆匆参加了校园音乐节，与想象中差距甚远的演出效果，挫了这些春风得意的少年的锐气，受到刺激的王晓天抽空跑到哈尔滨学习音乐，之后，王晓天在学校里办了一场专场演出，“当时学校里都轰动了，我也一下子成了风云人物”。

    创作的时候，王晓天喜欢用吉他，而吉他也是自学成才，“当时我的生活费是一天10块钱，我攒了几个月，花了160块钱买了一把吉他，又花了20块钱买了一本书，就学上了！”王晓天开始弹得并不好，但爱臭美的他，“到哪都背着一把吉他”。学习乐器大概是所有创作人必经的过程，乐器的花费从来都是不小的，后来做北漂的王晓天，也越来越明白，一个创作人的前期学习很多时候，除了时间，还需要钱，而对于内地的许多创作人来说，钱，也许是他们最缺的东西之一。

    完成原创不容易

    在《中国好歌曲》节目里，除了站上舞台的创作人们，还有一支幕后的音乐团队，在采访他们的过程中，大约可以了解，原来，一首原创作品哪怕完成了“毛坯”的Demo，要变成最后的“原创作品”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中国好歌曲》的音乐团队，由音乐总监安栋领衔，包括乐队、编曲团队、声乐指导三组约20人。“送过来的Demo中，一半左右是弹唱的小样，还有四分之一是比较简单的编曲，编曲成熟的大约是四分之一左右，但是也可以通过调整变得更好。”这和早年那些毛遂自荐的创作歌手给唱片公司寄小样，几乎就是一个流程，因此，可以说，《中国好歌曲》就是一个微缩的原创歌曲制作模式。

    有意思的是，真正让观众们发现原创歌曲完成起来并不容易的，恰恰是刘欢组的“主打之争”播出后的极大争议。那一期节目歌迷和网民就乐评团的现场打分和导师对歌曲的改编纷纷吐槽。分歧最大的当数已经大火的《卷珠帘》。刘欢把新版称作完整版。他这样解释：“《中国好歌曲》的电视模式就是按照唱片的制作过程来设计的。按照节目规则，初选时配乐和时长都有限制，每首歌的展示基本只能算作小样。但选到唱片里就各方面都得讲究了。其实从某种角度来说，导师作为一张唱片的制作人对入选歌曲进行的不是改编，而是加工和完善。最后能通过唱片呈现给大家的就是完整版。我要求《新九拍》必须是精品。”而霍尊在节目中的一句表白是对这段解释的最好佐证：真的要感谢刘欢老师，把我这首不成熟的小样变得如此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