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能让人们联想起“监制”这个职位的名人，不难看出，都是叱咤一时的知名导演们——王家卫、陈嘉上、吴宇森、徐克、冯小刚、贾樟柯、姜文、周星驰、宁浩等等，他们作为监制，是极富亲和力的，因为他们是导演出身，即便是要对投资人负责，也不会克扣得太猛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是伯乐，而不是监工。

      文 毛予倩     图 资料

    以前，经常会在一个剧组里出现两种制度、两种想法，现在，至少大家都知道要在共同的艺术追求下，朝一个地方努力了，这是监制的功劳，润滑做得好。

    尽管，内地的监制制度尚不足以摆到台面上来说“强大”，但具有中国特色的监制们正以略带温情的一面摸索着自己的出路。

    从某种角度来说，那些名导演做监制的目的，倒不是让自己看上去斤斤计较，反而是带着发掘新人的目的的。“我经常会考虑，能够给这个导演什么帮助。我希望不是因为名气的关系，而是因为我们互相合作，能够产生火花，这样才有意义。”曾在内地做过一些电影监制的吴宇森说，他通常会先看剧本，觉得导演很有才华，但一时不得志，投资上有困难，就会去想办法帮忙，而帮忙的方式，就是以监制之名为其打造电影。

    最近的事实是，王家卫监制的电影《逆光飞翔》6月8日就要上映，他也正是看中了导演张荣吉的才华，想要给新人一个机会。这样一部看起来不那么商业的《逆光飞翔》，在台湾地区取得了极好的票房和口碑，于是，大家盛赞王家卫的目光如炬。可惜，王家卫虽是那种“知道这个电影该往哪个方向走”的监制，但却绝不是功利的那一种，甚至，还对媒体偶尔的“势利”有所不满：“你们现在的思维啊，有时候太功利了，在拍电影的时候，不会有这样的想法。”

    然而，让监制们有些苦恼的是，他们这些颇有人情味的做法，并不是每一次都能得到共鸣。香港的金牌监制张家振就道出了一个事实，来找他帮忙的内地导演很多，“但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人，都是想拍文艺片，想去电影节上拿奖。而内地那些会拍商业片的导演，比如宁浩、陆川，他们自己都能拿到钱，也不用来找我了。”

    千万莫以为香港监制们独霸了内地影坛，事实上，内地的电影人也没闲着，姜文监制过陆川的《寻枪》、宁浩监制过《边境风云》、冯小刚还反过来监制过陈国富的《风声》，黄建新更是内地的监制大户。

    以上的这一幕幕，多少让华语电影圈显得如沐春风，这样中国式的监制制度，倒不是不可为。

     对话王家卫：

    被模仿或者被取消都是一种手段

    Q：《逆光飞翔》就要在内地上映了，作为监制，当时怎么会选择这部电影的？

    A:最早的时候，我是看了导演张荣吉拍的短片——《天黑》，我觉得这个内容很不错，很吸引我，就是这个电影的内容讲的是盲人的故事，但是这个导演有眼睛。你知道的，职业习惯，就在想能不能拍成长片呢？后来就开始合作了。

    Q：现在很多香港导演都在内地做监制，怎么有的第一次？

    A:那个时候，《阿飞正传》让我面临压力，因为香港一直是以票房论英雄，一部这么大“卡司”的电影居然不卖钱，他们就会感觉这个导演很危险，就会把我列入黑名单。我要做其他电影，投资商就觉得我们给你故事，我们要求你怎么去拍才可以。可是我不相信这一套，我不相信电影只有一个拍法。还有最主要就是那个时代的制片人都很懒，什么东西好卖，他们就赶快照抄一个收钱，但是电影不该只有一个类型。还好我们赶在了“王晶时代”，你自己做电影也可以，只要你有故事，有演员。我们就开始尝试这样去做，自己做监制，找演员，拿一个故事卖给制片人，然后做自己想做的电影。

    Q：《逆光飞翔》因为有出征奥斯卡，让大家印象深刻，之前，最让大家记住的监制是《东成西就》呢，风格太不同了，怎么回事？

    A:《东邪西毒》的时候，一开始我就和刘镇伟约好了，我拍《东邪西毒》“真金版”，他拍《东邪西毒》“搞笑版”——《东成西就》。结果我拍太慢了，那么大的卡司到了1993年11月——快过年的时候，我才只拍了十分之一，我就跟刘镇伟说那你就先拍搞笑版吧。刘镇伟说那怎么成，“真金”没出来，“搞笑”倒先出来了。我说那你就先“搞笑”，然后我从“搞笑”里提出“真金”，所以，就变成了我做《东成西就》的监制了。那个时候，电影被相互模仿这种事是很正常的，大家都玩得很开心。电影被模仿或者被取笑都是一种手段，他们一定有一个理由在里面。他们需要一种喜剧感，这也是一种手段。 

    Q：做过监制，会不会对影片整体的把控有一种强迫症在里面？

    A:我们现在做制片不是我个人，是一个团队。这么多年下来，我们与海外发行的伙伴有了一定的默契，知道这个电影该往哪个方向走。因为我做过监制，也做过出品人，我不能说，拍了这个电影之后，就不管它的死活。我认识现在中国有很多好的导演、演员，但是我们最需要的是非常专业的、优秀的制片人和监制。而且这方面人不多，我们急需加强这块。

    华语电影圈蓬勃兴起的背后，电影人还是忧心忡忡，最受到关注的两个问题：一是剧本，二就是监制了。尽管大家努力纷纷，但起步太晚，前面的路，终究还是长了点。可以看见的不如人意，被监制们一针见血地点了出来。

    很多时候，在国内的电影剧组里，监制不过是形同虚设的，于是乎，便有人误以为，监制是那个好说话的中间人，其实，监制应该是不卑不亢的，时而强硬也是应该的。

    作为国内最专业的监制之一，陈国富就说：“一旦坚持一个影片是好的，那我不仅仅是起到投下一票，也愿意拍着桌子和人争辩。”这才是一个职业监制应该做的，而不是大家想象的吃白饭或是老好人，“监制不是一个管家，也不是一个奶妈，你有时候在关键的时刻出现，投上一票，有时候却是电影的一个不断批评者。”

    因为专业，陈国富和冯小刚、徐克的合作关系，被认为是监制和导演的成功范例。黄建新给陈可辛、徐克当监制，也在“合拍片”中起了决定性作用，香港导演不太能读懂内地“文化”，内地监制在送审剧本、送审样片上，如鱼得水。

    监制绝不是虚设的职位，他的存在应该是最有价值的电影组成部分之一。尽管在陈嘉上看来，监制的类型各有不同，“我不太接受CEO式的监制，比较喜欢COO式的监制。”陈嘉上引用了公司运营的概念，他的心里，陈可辛就是比较CEO式的监制，“可能这种监制比较适合一些导演，但我可能会跟他打起来的。”

    “打起来”也算是某一种业务探讨吧，可问题是，有一些电影挂名的监制，完全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内地也有“监制”，最多的时候，“监制”挂了二十多个，其实都是投资商的名字。真正的监制没有地方挂名，有的只好挂“总监制”，有的则委屈地成为“执行监制”。冯小刚说他根本没有见过的“策划”、“监制”太多了。

    还有一个问题也是业内人士颇为忧心的，很多时候，监制不是作为一个专业人士而存在，他是可以用友情兑换的。《一代宗师》的时候，赵本山就曾经以一段“《一代宗师》出镜之后，我这边再和他合作一个，他给我做监制，我执导。毕竟我没搞过导演，有王家卫这么一个导演在背后给我撑着点，让我知道电影是怎么一回事，我也敢下点手，现在正弄剧本”而让网友颇为好奇，仿佛监制就是“你给我拍个戏、我就还你个人情”的意思。事实上，赵本山的本意却并非如此，但这样的问题也的确存在。

      对话黄建新：

    电影的精致是绑在一起的

    Q：作为内地导演里比较早接触监制这一行的，有没有什么契机？

    A:以前我也做过监制，但对此并没有太强烈的意识，直到给昆汀的《杀死比尔》做顾问。很多人问我，昆汀当时为什么会找我？多年前，一家台湾公司投资我的电影《五魁》的时候，拍完了，我把多余的9万块钱退还给了人家。他们都愣住了，觉得挺奇怪，这9万块钱，随便做个账也就过去了，但我给人家退了，他们就觉得“这导演还能省钱”。因为这件小事，真的对我后来做监制有很大的影响，很多监制的工作我都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找我，但后来我找到了源头，就是因为这件事，建立起了大家对我的信任。

    Q：和国内电影拍摄的方式相比，《杀死比尔》让您震撼了吧？

    A:我发现美国的制片制度对电影本身很有帮助，比如演员不可以监戏，现在国产片在这个环节是乱的。我一直说，我们应该有演员工会，对有些东西要有限制，否则好片子出不来。老美的片子，剧本筹备三年，拍摄七个月，后期两年，没这个时间就没这个精致。现在观众眼力也越来越厉害，很多人说，只要有一个好故事就行，实际上不是光有好故事就一定是好片子，电影的精致是整体绑在一起的。

    Q：这就需要监制，但华语电影恰恰缺这个，是个盲区？

    A:是的，《杀死比尔》让我意识到中国电影行业缺少监制，之后就开始有意识地去了解监制制度。其实香港是有监制制度的，但由于地域太小，还没形成气候，监制有一定的权力，但无法左右整体电影的发展。我希望中国能出现成批的监制，有点像一个CEO，保证生产线的正常运转，让整个过程在电影行业的规律里进行。当然，在规律里进行的电影并不是一定会赚钱，但如果你不按照这个规律进行，你就没有整体的竞争能力，对外来的强大的电影工业是无法抵抗的。比如好莱坞电影，独创性并不是摆在第一位，其制作过程首先是有一个稳妥的保证，尽可能少犯错，就会安全、准时地生产完成。只有每部电影都能按照这个流程来拍，你的整体电影制作才会提升上去。

    Q：现在，您做监制比做导演的机会多多了，是出于什么原因？

    A:对于中国电影，短期来看，监制的意义来得更直接，既然我选择了，就会义无反顾地做下去，因为如果我不连续做下去，大家就不会觉得这个职业重要了。监制这个行业只有随着电影工业化才能显示它的重要性。以前大家总觉得监制是一个行政职务，这是一个误解，监制是需要有比较全面的能力的，对剧本的认知和把握程度、对行业内部资源的组合调动能力，以及在融资、营销方面的能力。现在监制开始有着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以前我是主要培养新导演，现在年龄越来越大了，希望能为中国电影培养出一些好的监制，我觉得这对中国电影是有实质性的帮助的。我从1999年开始做监制一直坚持到现在，对我来讲，我觉得值了。